载自:中苏关系见证录 作者：李海文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发前的准备
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渡江命令。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渡过天堑长江，解放了南京等大中城市。此时，我们已基本打败了国民党。全部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在这一年的3月，我随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辗转离开西柏坡来到北平，仍在毛主席身边，协助处理中苏来往电文及会谈翻译等工作。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指派我作为翻译随同前往。刘少奇访苏的主要任务是：（1）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性质、任务，它的发展和前景，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状况、特点、历史经验，尤其是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和实践经验等。（2）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及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尤其是对殖民地、附属国的影响，它对世界革命应负的义务和希望得到的国际声援等。（3）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这是中苏两党间第一次进行的高级会谈，意义重大。为此，中央将王稼祥从东北调回。他到香山后，出国的准备工作即全面展开。邓力群、戈宝权协助他整理材料。王稼祥经验多、见识广、洞察力强、看问题深刻而有远见，在访苏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次陪同刘少奇访苏的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①苏方负责人柯瓦廖夫。他是在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不久从东北来到北平的。作为在北平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苏联政府官员，毛、刘、周、朱曾多次同柯瓦廖夫见面、谈话。出发前，毛主席、刘少奇又在中南海特意约见了柯瓦廖夫，并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是：（1）关于解放战争当前发展变化的大概形势；（2）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3）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迂回的。笔直的道路是没有的，历来也没有的。革命也要分阶段地进行。这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同时这是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就是这两条。毛主席对柯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出国走远路，会辛苦的，不过你也顺便可以同家人团聚一番，也是一次好机会。最后，毛主席问柯瓦廖夫个人有什么要求，或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后来，不知柯瓦廖夫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一罐子水银，足有三四十公斤重，和其他某些东西一起带回苏联去了。①中长路即中国长春路，指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铁路干线。
1949年，毛泽东与柯瓦廖夫在香山。会见结束后，柯瓦廖夫和我先乘车从中南海出来，准备返回香山，再于傍晚出发去东北。车子刚走出中南海的大门，他就说，7月1日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①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刘少奇一行于6月21日离京。②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应是6月21日。斯人依旧俗认为是不吉利的日子），不吉祥。话音刚落，车子走到西四拐弯处就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轧伤了他的腰腿，撞坏了自行车，同时将车上的玻璃也碰破了。闯了祸，只得停下来处理。中南海派人把受伤的青年送到北大医院门诊部检查治疗，我们耽误了几个小时，傍晚时分才回到香山，结果只好于7月2日从清华园坐火车离开北京。①
我们离开中南海后，毛主席将刘少奇留下长谈，面授机宜。谈话时间很长，少奇也不可能在1日出发了。当时，党中央刚刚进城，百废待兴，铁路交通运输刚刚恢复，一切都不那么正规。在香山期间，毛主席还批转过若干份电报、文件译给柯瓦廖夫看。也许他都发回苏联国内去了，但他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斯大林对他的评价是：柯瓦廖夫是一个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也没有政治经验，或许在政治上完全是个门外汉；他如果钻到政治里，就会像老鼠钻进风箱里一样。这是1950年1月间斯大林对毛泽东说的话。他的意思是向毛主席道歉、赔礼，并希望得到谅解。
漫长的飞行
7月2日，刘少奇、王稼祥从清华园车站出发北上。同车的有戈宝权、邓力群。陪同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的还有柯瓦廖夫和苏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我作为刘少奇的翻译随同前往。②
代表团第一站到达沈阳，同高岗会合，高岗带了徐介藩作翻译。第二站到达大连，在此乘坐当时的王牌飞机“道格拉斯”前往苏联。由于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为防不测起见，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抵伯力。由于南北朝鲜对峙，无法保证在飞行期间不会遇到空中强盗，所以航行时忽高忽低，最高时飞到8000米高度。我们的衣服都被冷气打湿了，稼祥身体本来就不好，因此感冒生病。飞机在伯力着陆后，大家才松了口气。代表团在伯力受到苏联边疆区党委书记的热情接待。他是格鲁吉亚人，朴实而热情。他向少奇表示：希望中国革命能胜利地进行到底，取得民族完全独立，建立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苏联远东作为中国的近邻近亲，将会感到无比的愉快和欢乐。因为有一个好邻居相陪是很幸福的。这是全苏人民的愿望和欢乐。第二天一早，代表团从伯力出发。为了抢时间，飞机航行在10000至13000米的高度。这时舱内的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由于缺氧，大家呼吸困难、上吐下泻，难以支持。飞机只好降低飞行高度。到达赤塔时，大家如同大病了一场，疲惫不堪。第三天情况较好，由赤塔飞抵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正是中午，天气晴朗，地面气温很高。第四天到达新西伯利亚，这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城市。州委书记到机场迎接少奇，并在机场欧亚交界地带。州委书记到机场迎接。我们在机场休息。第六天中午，我们抵达莫斯科，迎接代表团的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领导。负责处理有关代表团事务的工作人员中有80年代曾任驻中国大使的谢尔巴柯夫。代表团被安置在莫斯科城内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里。
8号公寓是沙皇时代某大资本家为著名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华而舒适的住宅，十月革命后成为苏共的招待所。这里只接待中国、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苏方对代表团的接待非常奇特：我们的住处、生活、参观游览、会见、会谈，以及一般活动，均由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安排，但我们使用的交通工具、同国内的通讯联络却一律由军事情报部门负责。这个情况当时令人难以理解，后来才明白，这是战争的遗痕。因为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是斯大林的客人，所以只有斯大林一人才有权同中共代表团谈实质性的问题，甚至稍微带有影响性的事情，别人都不能插手，也不敢过问。现在，从北京到莫斯科乘飞机只需九个小时。人们很难想１９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
象40年前竟用了六七天的时间才从北京飞到莫斯科。①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
代表团稍事休息后，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夏令别墅（在孔策沃附近）。②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都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少奇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这次宴会持续将近四个小时。③
回到寓所后，少奇召集代表团同志一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分析谈话中涉及的问题哪些是重点、哪些问题斯大林已经明白、哪些问题他还不很了解，然后拟出下一次会谈的要目，并整理出简报。王稼祥建议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
①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刘少奇于6月26日到达莫斯科。②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是28日晚。③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这次会谈的问题，其中包括：贷款和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等。据俄罗斯公布的会谈记录，斯大林说：1．苏联已决定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年息1％；2.苏联派专家到中国工作；3．苏联可以帮助清除上海的水雷；4.建议不要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苏联可以派飞机帮助消灭马步芳的骑兵；5.中国应建立自己的舰队、飞机装配、制造工厂，苏联可提供；6．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航线，等等。
①报告的题目是《中共代表团主任刘少奇给联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注明的时间是7月4日。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因在国内已有充分的准备，报告很快拟订出来，在第二次会谈后交给斯大林。后来双方又谈了三四次，每次花去四五个小时。会谈进行得有计划、有步骤，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这同稼祥妥善的组织安排是分不开的。报告首先介绍了中国目前形势，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报告以详尽的数字说明三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的中国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报告认为，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可能，但是，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几个海港或做一种扰乱性的袭击，却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做了一些准备。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实行。这将在船舶和对外贸易方面给我们带来困难，但是，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报告认为：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以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及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设马列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借鉴作用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
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内阁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刘少奇、任弼时不参加政府。报告特别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产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第三部分是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
各国在华投资企业经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甚重要。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各国在华侨民12万，集中在上海、东北两地。这样执行的结果是使人民感觉得到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有的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就和中共联名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①
第四部分是中苏关系问题，谈到如何处置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口驻兵、蒙古独立等问题。报告认为，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并说，关于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希望能迅速办理。报告表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苏共给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为帮助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学生到苏联留学。为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应该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间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了解。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关于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①
另外，刘少奇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解答关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银行、学校、群众团体、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组织及工作的详细情况。希望苏联能像20年代那样办一个专门训练中国干部的学校，并希望苏联帮助我们培养海军干部。7月11日晚10时，以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等。柯瓦廖夫是陪同代表团到苏联来的，因而也出席了会议。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同时向中共代表团说明，因为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他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然后他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他进一步分析道：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他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1949年5、6月间蒋帮飞机对上海市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使发电厂、自来水厂，甚至“百老汇”大楼（今锦江饭店）等蒙受了损失。①
毛主席曾电请斯大林指令苏空军对我予以支持，对付蒋机的肆虐。于是苏方从旅顺很快调来上海两个飞行中队。此后，敌机便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上海上空了，甚至也很少再出现在其他城市的上空。这对于我国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和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和游行，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特别讲到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决定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会议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斯大林讲话，苏联其他同志很少发言。斯大林最后说：现在还要再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或说明。刘少奇把原来准备好的那些问题提了出来，希望获得解答。问题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各点：（1）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2）国际局势和前景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3）国际共运和工运形势如何?以及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建设的可能性等。斯大林解答的要点是：（1）在最近时期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只要各国人民反对战争，仗就打不起来。各国人民刚刚摆脱了战祸，从灾难中还没有恢复过来，不会赞成战争的。刘少奇与代表团成员高岗（右一）、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时期有多长，15年还是20年，很难预测。这个时间我们要充分利用来发展国民经济，充实自己。我们确实十分强大了，战争可能就打不起来了。但是世间也有疯子，有战争狂人。如美国的一位军官竟然轻信苏联红军在阿拉斯加登陆的谣言，跳楼自杀了。要防止疯子和战争狂人，因为他对自己和对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 （2）我们应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持和平。只要人民不受骗、反对战争，战争狂人是很难得逞的。只要我们能争取到20年的和平建设和发展时间，那时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如果他们不愿意被毁灭的话。到了那时，战争的挑衅者就可能随时会被消灭掉。我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3）国际间的互助合作是重要的。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友好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总之，只要人民不愿意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4）要利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小。因为弱者、穷者总是会受人欺侮的。（5）人民力量的强大，历来都是有决定意义的。现在世界人民的力量更强了，而不是比过去弱了。要珍惜和重视人民的力量!
双方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还答应帮助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修一条铁路。斯大林主动问，苏联是否可派电影团到前线帮助我们拍摄，在技术上帮助。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会后，斯大林请代表团一起看电影，所放映的四部影片是他选择的。放映时，他亲自向代表团作讲解。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一共同斯大林会面六次。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到宪法问题，他建议：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刘少奇问：这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斯大林详尽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内容应是：第一，全民普选；第二，承认企业主、富农的私有财产；第三，承认外国在中国企业的租让权。我想，你们1954年可以进行选举与通过宪法。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如何开展、扩大中苏之间的贸易也是会谈的一个内容。斯大林在同刘少奇谈话时提到，中苏之间在贸易中应采取的原则是以货易货、物物交换好呢，还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样采取现汇贸易形式好呢? 采取后者的办法，对两国来说都有困难，而且也不利。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要简便得多，可以不动用外汇，只是要把物价规定得合理，掌握好。在目前，这个办法对双方都有利，是可行的。即使这样，由于中国主要只能提供农产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也仍然会吃亏的。因为按世界价格，农产品、原料与工业品的差价是相当大的。但是苏方会考虑到中方的实际情况。据我了解，后来的实际情况是，话是这么说了，但下边的工作人员在实际中仍然自行其是，而且他们比中国人懂经济、会算账。
斯大林做自我批评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这当然代替不了正确的策略与政策，但确是朋友间交往的一项准则。寒暄了一阵后，斯大林邀请代表团去看几部电影，主要是看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片子。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可能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它对目标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云的升起、破坏的范围和程度。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的含义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告诉代表团，原子弹我们也有。其次是说，别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也能制造出来；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会有的，不要只迷信西方。再次是，如果敌人胆敢侵袭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庇护。看完电影后，斯大林高兴地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向前发展，其速度有时出乎人们的意料。军事科学也一样，想要停止它、阻止它的发展，恐怕是不容易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事，大家都不说话，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的武器，或许已有了新的突破。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会时，他准备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也参加。他说：听说在莫斯科住着两位中国女同志，从我们这方面说，这两位女同志我们都愿意邀请。但怎样更合适、更恰当，请你们自己决定。”这两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我到了莫斯科才知道江青住在疗养院内，林莉为她担任翻译。王稼祥很聪明，他没请朱仲丽参加聚会。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斯大林首先注意到人们的年龄，他说中国同志都这么年轻。相互问好后入席就座时，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劝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立刻表示同意，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们请斯大林回到餐桌旁，听取江青的祝酒词。江青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 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在! 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干杯! ”听了这段祝词后，斯大林开怀大笑，其他的与会者也都喜气洋洋地前来碰杯，一饮而尽。接着，斯大林走近中国同志说：我的健康，竟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了。他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 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离开了大家，忽而又转回来，似乎带着一种隐情，又带着某种伤感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他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听到中国人特别勤劳的许多事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接受斯大林的美好祝愿。在他们看来，这只是祝酒仪式中的盛情和美意的一种表示而已，而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斯大林又说：难道弟弟不应该超过兄长么?! 我的意思是说，弟弟应该加倍努力，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现在，中国不是孤立作战，这会使将来的发展和进步更快些，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会增多起来的。但推来让去，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祝酒。对方一直是惊异而莫名其妙的。双方由于心理上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或许还有人情风俗上的隔阂，所以出现了这个互不理解的奇特局面。斯大林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加入欧洲情报局不适当，因为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他说，欧洲情报局与过去的共产国际组织完全不同。如果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他说，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建议。会谈继续进行。刘少奇谈到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时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①欧洲情报局，全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在波兰成立。成员为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欧洲九国共产党。没有常设机构，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
斯大林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接着，他突然说：“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害了你们呢? ”少奇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他又一次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否妨害了你们? ”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他接着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以深感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
第六次会谈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些。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双方还商谈了若干问题。根据中方的意见，斯大林确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会上只是确定给中国派专家，经实地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经济援助问题。但是，斯大林要求中方：（1）保证对专家在中国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条件，意即工资、住宿和工作必须要有优厚的条件。（2）来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在苏联境内的）生活费用必须由中方承担。如他们的家属到中国来，中方必须给以住宿与生活上的保障。（3）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依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4）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中方无须过问。后来，苏联人也认为他们的专家在华待遇过高。斯大林虽然于1925年到1927年写过不少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但是从未到过中国，不熟悉中国国情和风俗习惯。他在交谈中偶尔涉及到的事例，多是20年代中国北伐时的事。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更没有切身感受。不过，他在自己国内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向我们提出的参考性建议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关于恢复
抛弃过去旧的一切，仍然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踏实实地稳步前进，超越阶段是极其困难的。只要步骤、方针对了，是可以加快发展步伐的。但每一步骤都必须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超越阶段，迈过大的步子，会把国民经济搞乱，甚至会造成虚假的壮观局面，掩盖潜在的比例失调或种种困难。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经济建设会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是物力资源、技术条件、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经验丰富的领导、有教养的技术干部、熟练的工人等。这是要花费时间来精心培训的，绝不是用口头号召和政治动员就会出现的。利用和发挥旧社会留下来的专家、技术人员的力量和才能为建设服务，要有一套政策。只有正确的政策才可以充分发动他们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才能与积极性。在这方面，中国同苏联、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苏联十月革命后，旧时专家多半较反动，拒绝同无产阶级政权合作，敌视新政权。每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在它的生产活动中，要牵涉到其他各部门的工业及其附属企业、各种设备等，这已是常识问题。总之，要重视整顿、恢复原来的经济、工业企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提高、改造、发展。这极其困难的。他说：我们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聘雇过德国、美国、日本的技工，他们按照合同工作两年、三年或更长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给我国工人做过示范、指导，但我们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我们当时所想的是为了推动国际经验交流，掌握最新技术，较迅速、较顺利地完成五年建设计划。总之，从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亲身的经验来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样重要，必须脚踏实地、稳步前进，一步一个脚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样的发展建设方针，形式上看是慢了，而事实上则是踏实的、较快的发展方针。继而谈到如何协作、如何互相帮助的问题。斯大林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朋友、需要外援、需要合作和互助。我们走在你们前面，但我们吃的苦头、蒙受的牺牲也较大（意指国内战争、外来的武装干涉、封锁、反法西斯战争等），走在前列，遇到这些困难，也是难免的。从今以后，整个形势变化的特点就是我们的义务增多、负担加重、尤其是国际义务增加了，但这是令人兴奋的、鼓舞人心的负担和义务。愿你们很快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在会谈中，他特别向少奇解释，为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广州，他说：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自1949年7月起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时止，一切涉及中国的问题，都是由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解决。据我们的体会，凡是斯大林亲自交办的事情，苏联有关部门和人员总是完成得既迅速又完满，因而中苏关系发展十分顺利。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在苏共领导人中除斯大林外，莫洛托夫比较清楚。8月，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少奇又应邀到斯大林居住的孔策沃别墅。这个别墅很大，庭院中有高大青翠的林木，有花园、菜园、果园、鱼池、溪流、小型运动场（主要有滚木球、攻木城等）。他亲自引少奇游览全园景色，特别参观了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蕃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度过了几个钟头。工作人员说：很少见到斯大林这样兴高采烈，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参观完毕，宾主回到大厅里进餐。那天参加的人不多，是一种家宴形式，气氛格外的亲切、和谐。在交谈中斯大林问：你们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因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瘫痪，不复存在了。
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斯大林以上的谈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立即向中共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国内怎样讨论、研究、决定这个问题的，我们不了解。8月下旬，我们回到沈阳，才知道中央已决定于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开国大典。
刘少奇在莫斯科参观座谈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少奇参观过一些工厂，如轴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之外，还仔细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个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在那些日子里，少奇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化工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这些活动都是柯瓦廖夫帮助安排的。柯瓦廖夫抱着极大的热情，几乎天天来代表团，有时一天之内来两三次，向少奇汇报或协商许多具体问题。柯瓦廖夫由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缘故──人微言轻，到党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委联系工作，遇到许多困难。有些部门根本就不理睬他，于是他不得不假借中央或斯大林的名义去“撞骗”。后来还是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支持下，逐渐打开了局面，使刘少奇同若干主要部委，他虽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当时国际形势的趋向和外交斗争中的某些经验，但谈到了国际活动（外交斗争）中的几点重要经验教训，并极其激动地讲到他们长期在国际斗争中孤军作战的苦衷，表示将来要同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合作、协同行动、共同发挥力量的迫切愿望。所以他说，他们希望中国革命早日胜利的迫切心情就无须多言了。其次是国家银行的行长。他非常认真地介绍了苏联各个性质不同的银行之间的分工、职能、活动情况等，以及银行在国家各建设部门中的活动和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国家银行在各项建设中对各部门、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的经济活力所起的帮助、支持与监督作用。第三位是国家计委主任萨布罗夫，他介绍了国家建设计划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几乎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当时听了他的介绍和讲解，无不觉得新颖。根据中方的要求，后来他还派财经专家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作了一次专题报告。第四是参观斯大林汽车工厂后，同当时的厂长利哈乔夫的座谈。利哈乔夫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干部，从1927年该工厂奠基之日起，就在那里工作，领导该厂工作已有三十余年，但前后被撤职五次。他每被撤职一次，工厂就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决。该厂工人一万余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约四五万人。其他附属单位和服务行业的人员还不在其内。厂区、工人住宅区和附属单位加在一起，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城市。在这个工厂里我们参观、座谈的时间较长，涉及到的各种问题的面也最广。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主人方面有：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利哈乔夫不仅是老厂长、年龄最长，而且还是最高苏维埃代表、汽车运输与公路部部长，所以谈话比较有分量。他性格爽朗，心直口快，谈起话来既风趣，又淋漓尽致，话语生动活泼，常夹杂一些诙谐戏谑，引人入胜。他根据少奇同志的要求，首先介绍了工厂的行政领导（厂长）、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三方面的任务、职权、工作范围，及它们之间的分工、相互合作，以及怎样为同一目标而一致行动。厂长负责全厂行政管理、生产计划和任务的执行与完成，以及有关这方面的一切事宜──这是最主要的根本的环节。而对其他各方面，利哈乔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部长和厂党委委员，自然也有权，而且也应该关心、过问，但并不负直接的主要责任。党委书记负责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生活、党组织的活动及党员的思想与政策教育、政治理论学习，监督党员模范地完成本职工作。所有的党团员都必须过组织生活，参加党、团会议和学习，并负责团结、帮助非党团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这就是每个党团员必须担负的社会、政治工作。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党团员必须做，而且政治觉悟较高、政治上可信赖的非党员、老工人也被动员、组织起来做。对他们来说，这叫做社会义务活动。党委工作还包括关于生产方面的合理化建议、某项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的介绍、时事报告、专业科学知识的介绍与推广等。工厂行政领导（厂长）有权、有义务对党团组织的活动方针、方向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反过来，本厂党团组织和书记同样可以向工厂行政领导提建议、意见或批评。工会组织既是团结、组织、教育、培养全体职工的群众性组织，又是帮助工人群众排除困难的权威组织。首先是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福利，帮助全体职工解决困难，使其生活与工作能得到保障和切实的安排，同时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当然，其要求和标准大大低于党的工作要求和标准）。工会的工作是在同行政领导、党团组织密切配合下进行的。它同职工群众保持着最经常、最广泛的联系，关心和倾听群众的意见或建议，注意解决工人群众的工作条件、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遗憾的是，他们说，工会工作常常受到各方面的冲击和责难，有时甚至是辱骂。其原因是：它常常不能顺利地贯彻上级党和行政方面的政策意图，又不能替广大职工群众切实解决某些急迫的实际问题，所以常常像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可以理解工会工作的成效与经济条件密切的关系，经济条件越优裕，问题就越容易解决，麻烦便会减少。各个单位的业务行政领导、党务工作（包括共青团工作）与工会工作都有明确分工。
在汽车工厂参观和座谈时，少奇作了简要的笔记。在座谈中，利哈乔夫说，在他们工厂里曾经工作过的中国同志，有工人，也有工程技术人员，与大家相处甚笃，他特别提到苏联名字叫马斯洛夫的中国工程师。少奇以极大的热情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市苏维埃（即市政府）、历史博物馆、建筑材料陈列馆、煤炭工业展览馆等，并同以上单位的领导进行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及经验。总之，少奇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7月底，高岗回国，王稼祥住进皇宫医院治病。稼祥一边治病，一边领导戈宝权、徐介藩和几位机要通讯人员着手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因为国民党的大使蒋廷黻及使馆人员已离开苏联逃到欧洲去了。他们走时没有留下什么文件，只留下各种资料、书籍等，戈、徐等对此进行了清理工作。王稼祥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的特命全权大使，徐介藩、戈宝权担任大使馆的参赞，其他机要通讯人员都留在大使馆工作。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刘少奇与苏联专家
8月14日，少奇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在此之前高岗早已回国，王稼祥继续留在莫斯科。根据少奇和斯大林的口头协定及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中苏双方议定，由苏方选派二百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当少奇回国时，苏方已选好八十余名专家，和少奇同车到中国来。这批专家大多是司局领导干部，有个别是副部长级干部或资深的高级工程师，一般都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并受过战争考验。他们以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到中国来工作，一路上兴高采烈，热情洋溢，一再表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一心一意地帮助中国恢复建设和发展现代化的企业。少奇在旅途中多次看望他们，提醒他们在精神上要有足够的吃苦准备，可能会有种种不便甚至扫兴的事发生。他们到达中国后，首先被安置在东北沈阳临时工作。为了使苏联专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少奇做了一系列细致、具体而周到的工作。他还亲自探望专家，了解专家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苏联专家无不感动地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对我们这样关心，尤其像刘少奇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关怀我们，并且一直注意我们的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也对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他们迫切希望快点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是，因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这些高级专家到中国后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久相继回国。此后，苏联再派的专家比他们的级别都低。8月下旬，刘少奇回到东北，在哈尔滨、长春逗留。8月25日到沈阳后，少奇索性住了下来，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还专门召开了东北局工作会议，作了时局报告，共同研究了若干迫切问题。此外，又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国干部与苏联专家的联席会议，还举行了对专家的招待宴会和联欢会，并将苏联专家安置好。不久，得知中央已决定将于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是少奇决定8月28日离开沈阳，以便尽快返回北京。这时候东北地区已进入雨季，大雨滂沱，有多处道路和桥梁都被冲毁，行动受阻，车子走走停停。当我们的车子到达锦州后，车上服务人员叫醒我们说：车子刚走过去的一座桥梁，不到二十分钟就被大水冲垮了。真险呀! 经过数日的颠簸，我们终于回到北京。刘少奇回国后，立即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苏联之行。随后刘又在中央政派来了以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副总书记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共43人。团内有不少著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如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布罗维娜。他们于9月28日到达哈尔滨，在哈尔滨、沈阳、天津均受到热烈欢迎，10月1日上午到达北京，受到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及总理周恩来的欢迎。国庆典礼后的一天中午，大约是10月2日或3日，毛主席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在接见期间，毛主席除寒暄、问好、祝愿外，还作了长篇精彩的讲话。毛主席说：人家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人家一直叫“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的时间并不长。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国人民劳动大众、中国革命在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所进行的轰轰烈烈、前仆后继、顽强不屈、坚持到底的革命斗争。他说，这是一条坎坷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彻底解放，走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劳动人民、革命的进步分子、先驱者，抛头颅，洒鲜血，终于找到了真正有力的战斗武器──马列主义，吸取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家势力。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所遇到的既有外来侵略者，也有中国统治者。20世纪以来世界爆发的革命事件很多，几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最重要的、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一是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是1949年的中国革命胜利。后者解放了五亿人民，并与两亿起先锋队作用的人民相结合，使世界 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20世纪在我国发生的革命事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民族未获得解放，未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压迫，国内的封建势力、官僚豪绅、地主恶霸、买办阶层，仍然爬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中国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在20年代初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即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资产阶级买办阶层、土豪劣绅不喜欢，他们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把革命人民一巴掌打倒在地，把人民浸泡在血泊中。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留在人间的同志从地上爬起来，除去自己身上的泥土和血污，擦干脸上的血泪，埋葬了自己已牺牲的同志和亲人，又重整旗鼓，找寻、联合自己的同志，建立自己能立足之地，这就是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走了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冲出层层围困，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终于又找到了立足之点。这前后共历时十年。我们终于学会了战略战术。紧接着就是抗击外来侵略者，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须知，这是毫无外援，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坚持下来的。外国侵略者被打倒了，人民还未得到喘息，甚至还未来得及伸伸腰，蒋介石国民党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打响了内战，企图一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竭力设法巩固。
这个坚定不移的决心实现了，中国革命胜利了，才有了今天的中国。但这仅仅是我国人民在长征道上迈出的第一步，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应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骄傲自满，不丧失信心，集中精力、团结一致，努力前进，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中国的发展进步将会是较快的。中国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客人们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倾听毛主席的讲话，全神贯注地思考、体味每句话的含义。总之，主席的话深深触动了他们，以至于多数人掉下了眼泪，出现了罕见的动人场面。谈话快结束时，主席建议他们同我们的劳苦群众作些接触和了解，如果作家们能随军到前方去看看，了解了解我们军队的生活、战斗能力、战地实况、军民关系，那就更好了。最好是能随同渡江南下的部队一道前行，既可看见旧时劳苦大众的生活情况，又可观察部分战役，甚至前线作战过程。随四野向中南区行军前进，或许还可能遇到一两次像样的战役，但特大规模的战役不会有了。法捷耶夫因工作关系，要早日回国，故未能成行。后经协商，他们决定让西蒙诺夫留下来并随四野南下，为此，主席专门作了安排。林彪为保障西蒙诺夫的安全，没有让他到前沿部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