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
对1949-1950年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过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对于双方来说，结成这一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对美国的政策以及怎样解决各自的实际利益这两个方面。对付美国这个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同盟得以缔结的基本条件，也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但是，毛泽东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完成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而苏联一方面要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美国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一方面又要避免使苏联直接陷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此外，新中国的诞生以及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必然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所得到的在远东的根本权益。在这两个方面，既存在着中苏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础和目标，又隐含着中苏同盟产生矛盾和分歧的条件。在1949年年初、年中和年底中苏两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会晤中，充分体现了这种统一性和矛盾性，而其表现形式又有着微妙的变化。不过，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即毛泽东决心向苏联“一边倒”。
一、米高扬悄悄来到西柏坡
在1948-1949年的冬天，亚洲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引起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以至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Vyshinskii)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示说：“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联系。”
但此时，斯大林对于中共取得政权后将采取怎样立场以及会走上什么道路却一无所知。在1949年2月16日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抱怨态度和试探心理。斯大林通知毛泽东，苏联政府已经向苏联驻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和满洲里的领事下达了如下指示：
鉴于我们还没有同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关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以及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的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我们命令你们：
1、在下达专门的命令以前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
2、当民主政权机关的有关负责人或外交部特别授权的人拜会你们时，你们只能通过领事或副领事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显然，斯大林急于了解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尽管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斯大林还是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
米高扬出行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们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的考虑则有所不同，他担心美国会对亚洲局势的迅速变化进行公开干涉。
如上所述，苏联大使罗申早在1948年就已经着手进行调停工作，以至美国驻华大使都有此估计。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事前已经向苏联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在1948年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
斯大林在1949年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的照会后，立即于次日致电毛泽东，其电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并不想拒绝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准备的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也能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之举，希望能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同时，斯大林还为毛泽东准备好了对国民党征询意见的答复：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
斯大林接着指出，中共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张实际上是：第一，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中共不应拒绝和谈；第二，决不能让美国参与调停；第三，苏联愿意单独充当调停人。
或许是考虑到应该采取更为妥善和策略的说法，或许是考虑到中共可能拒绝苏联的建议而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未等毛泽东的答复，1月11日斯大林又来电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原因是如果中共提出的条件国民党不同意，“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 毛泽东显然看出了斯大林的言外之意，他在1月12日的回电中直接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他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应该做出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已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尽管美国“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相反，“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真诚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表示了中共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 1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长电，再次详细解释了苏联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被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所触动，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不再提苏联充当调停人的事情了，而是完全按照11日电报的思路展开论述。电报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
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对他11日续电的答复。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接受苏联修正后的建议，公布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但毛泽东仍强调，双方形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至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不过，美、英等国在苏联之前已经明确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充当调停人，和谈一事只能作罢。
这样，当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达西柏坡时，他所准备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解决的这一问题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学者根据俄国最近公布的这些档案文件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这种理解恐怕不够准确。毛泽东对斯大林1月10日电报的理解没有错误，斯大林开始的确是有意由苏联单独出面充当调停人来促成国共和谈，这在电文中表现得很清楚。只是在考虑到中共坚决反对和谈的态度后，斯大林才不再提调停人的问题，而是完全从策略的角度提出中共不应断然拒绝和谈。正是出于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毛泽东在与斯大林通电以后，于1月1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不过，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斯大林此时处事也是非常谨慎的，既然已经知道中共的坚决态度，他是不会再提出调停的问题了。1月21日，蒋介石面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迫不得已宣告自行引退，把李宗仁推到了前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立即召见罗申，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停止内战。但罗申经请示斯大林后尖刻地回答说：“总统先生，现在已嫌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联又何能为力呢？”李宗仁再派人去见罗申，得到的答复是，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显然，这是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和谈的问题上表现了苏联对华方针的根本转变。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苏联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但鉴于中国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过去的方针，斯大林实际已经在考虑改变苏联的政策了，所以他很快就对苏联出面调停的事情默不作声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标志，是值得斯大林高兴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新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和政策，这也正是斯大林派米高扬去西柏坡的主要目的。 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讨论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及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发展道路等问题。
关于中共的立场和政策，主要是毛泽东介绍的。据师哲的回忆，从2月1日至3日，毛泽东一个人整整谈了三天，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及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尽管米高扬对毛泽东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的谈话方式很不习惯，但对于中国和中共的基本状况总算是有了大体的了解。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东北问题(旅顺基地的租借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蒙古问题(外蒙古的独立)和新疆问题(苏联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上，其中东北问题是重点。而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在中国的主要权益是通过1945年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现的，因此如何对待这个条约的问题又成为解决这些矛盾集中的表现形式。
在蒙古问题上，毛泽东最初委婉地借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表示，新中国有意收回外蒙古。但因苏联方面态度坚决，抢先提出外蒙古要兼并内蒙古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再坚持收回外蒙古的要求。米高扬在60年代回顾此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对此，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连中国政府都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拥有自已的军队，自已的文化，它的文化和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前进，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恐怕什么时侯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其结果大概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谈话时在座的任弼时在这个时侯插话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斯大林针对我就此事的报告给我发来一个电报，供毛泽东参考，内称：“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与外蒙古联系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要属于外蒙古。”毛泽东悉知这个电报后说他会考虑这个电报，还说他们“当然不会维护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路线，也不拟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
很显然，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像1945年谈判中苏条约时一样寸步不让，并且采取了一种先声夺人的姿态。毛泽东对此只能作罢。
在新疆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很谨慎地提到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而米高扬则非常明确地表示苏联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据米高扬回忆：“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地区正在进行独立运动，这个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的支配，伊犁也有共产党。他说，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会面时，白告诉过他，说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制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我明确地告诉毛泽东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该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新疆虽然也是苏联关注的地区之一，但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没有涉及新疆问题。当时斯大林即以苏联政府放弃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和独立倾向的支持，作为换取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条件之一。后来，苏联政府试图通过与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的方式保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但遭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对。尽管如此，由于大量苏联侨民的存在，莫斯科对新疆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实际上是不容忽视的。换句话说，苏联对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影响和控制，主要是通过无所不在、被称为“国中之国”的苏侨协会，而不是通过占有领土或签订条约。所以，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已经预先做好了让步的准备，而当时的中共根本还无法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当然，东北问题是中苏双方关切的焦点。不过，在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双方都采取了非常慎重和试探性的方针。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有人认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但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不对，“中国有共产党人，苏联也有共产党人，可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娓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
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斯大林明确向中共指出了苏联从旅顺撤军的条件后，才表示也可以根据中共的要求立即撤军。显然，斯大林的这种说法是没有诚意的，实际上他也了解中国眼下不会提出撤军的要求。
果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听到苏联的态度后，几乎同时表示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因为这样做只能对美国有利。毛泽东说，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将保守秘密，等到将来，中国粉碎了政治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重新考虑条约问题。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中共的态度似乎是十分诚恳的，但米高扬的感觉是“他有自已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说透”。后来事态的发展，说明米高扬的感觉是正确的。
斯大林特别关心的是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他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长春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长春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也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长春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含糊地回答说：“在长春铁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磨擦，这些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比如，国民党军队掠夺了长春铁路和一部分企业，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最终归还给了长春铁路。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似乎正在破坏这些条约，把企业交给了长春铁路。”毛泽东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
看起来，虽然斯大林对于中苏条约的命运问题已经忧心忡忡，但中共领导人对此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或许当时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从会谈情况看，中共领导人更多谈论的是要求苏联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
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希望苏联提供反坦克炮、坦克、炸药及武器生产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生产在内的后勤工作。周恩来还希望苏联提供钢材、汽油、汽车及其他机器和物资。
在2月2日的会谈中，朱德和任弼时“着重讲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在这方面，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就此次谈话，米高扬在电报中特别写道：“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2月3日，刘少奇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也涉及到了未来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他建议，在帮助中国工业发展方面苏联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2)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3)提供资金。并表示中国方面迫切想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多大规模的帮助。对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要求，米高扬除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外，其余均声明要请示莫斯科的意见。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提供4亿美元贷款的要求，米高扬表示只能给3亿，并建议中共确定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物资清单。
从上述情况看，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谈中几次表示即使苏联不能给予贷款或其他援助，也不会埋怨见怪，但最后还是请求苏联尽快提供军需物品，并决定将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去莫斯科，以便签订贷款协议及讨论其他重要问题。
至于中共采取的政治方针，综合俄国档案文献的材料可以看出，米高扬在他的报告中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中共决定不急于夺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原因是缺乏管理干部，以及难以解决城市供应问题。米高扬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意见对此提出了反驳，指出应尽快占领大城市，以便加强中共党员中无产阶级的基础。
第二，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成分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对“共产党在农村有极大影响”感到满意，并说“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米高扬认为这与中共及其军队长期在山区活动而远离工人阶级和大城市有关。
第三，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如果现在成立政府必然是联合政府，就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并坚持在夺取南京后不能立即成立政府。米高扬劝说毛泽东应在占领南京或上海后，迅速在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革命政府，认为这对国内和国际斗争都有利。
第四，关于外国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承认，并希望苏联首先给予承认；一个方案是一年之内不急于得到外国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中共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样可以放开手脚解决外国在华利益的问题。对此，米高扬未表示意见。
第五，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接受联共(布)的领导和指挥，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并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心。
第六，中共领导人表示，新中国的“目标是通过加强计划原则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从时间上讲是长期的，对“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面进攻还要等10-15年”。希望苏联对此提出建议。
从俄国现有的档案文献看，在米高扬访华期间尽管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米高扬与毛泽东谈话之深入，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之广泛，特别是在此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斯大林与米高扬之间电报往来之频繁，毕竟使中苏双方领导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向和要求，以及存在的分歧，这就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以后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和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走向中苏同盟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