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德国军人拿出食物喂养一个苏联儿童(资料图)
随着战况朝不利于德国的方向转变，生活物资匮乏的现象日趋明显。为了防范国内因缺粮发生叛乱，纳粹领导人再次露出冷酷的嘴脸——他们运用强制手段，将全欧洲的食品向德国人手中集中；至于广大占领区内的外国民众，则任由其在饥饿中自生自灭。
“有数千万人是多余的”
随着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尽管食品有了适当的配给，德国人的进食习惯也逐步适应了战争环境，但仍然存在疏漏之处。有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这回将物资匮乏之害转嫁给了被占领区，特别是被迫害的少数人群和俘虏。波兰或希腊，尤其是苏联地区都蔓延着饥饿，在精神病院、犹太人隔离区、集中营、战俘营里有无数人饿死。纳粹二号人物戈林曾不止一次地宣称：“倘若有人要挨饿，那么绝对不能是德国人，让其他人倒霉去吧。”
基于这样的考虑，一项针对苏联占领区的命令出台了：“决不喂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是抛弃他们，要以俄国为基地支持战时配给经济。可想而知，这片地区的工业荒废和大量人口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份文件继续写道：“在俄国的土地上，有数千万人是多余的，他们必须死掉或者徒步迁至西伯利亚地区。”
军需总长爱德华·瓦格纳严禁部队的给养流入被占领区民众。３００万驻外德军应“为了故乡的亲人”而依靠脚下的土地供养自己。于是，沿着行军路线，德国军人把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抢而空。１９４２年１２月，驻苏联南部地区的农业负责人声称，必须吞噬一片８００至１０００公里纵深的地区，它“应具备帝国需要的一切”。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德军统帅很早就认定，占领大城市并不那么吸引人，实施包围则更加有利。瓦格纳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必须长期围困彼得堡（苏联时期的列宁格勒），才能使得我们不再要供养这几百万人。决不能有恻隐之心。”结果，在列宁格勒战役期间，整个城市在两年半的包围中至少被饿死了１００万人。
榨干占领区的最后一滴血
对国内食品供应的担忧在德军最高统帅部颁布的命令中得到反映。１９４２年５月，东方前线的士兵——除了正常的战地军邮外——每个人还可邮寄一个２０公斤重的包裹回家。官方宣称这旨在“帮助负重过多的军队”。最高指挥部对这些包裹免于海关检查，直到寄回国后才被打开。若是查看这些包裹的话，就会发现里面全部包裹着熏肉。同年１２月，德国国防军高层再次决定，为所有在北非、潜水艇上和苏联作战的士兵组织“前线度假军士包裹行动”。帝国驻乌克兰专署为此批量购买了价值３７００万马克的食品。
在同年８月６日的特别会议上，戈林赤裸裸地要求所有帝国专署和军事指挥部从被占领区榨取更多收入：“我不在乎有什么地方将发生饥荒，只要不在德国就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狭小的塞尔维亚，就有１０万吨小麦和玉米被运往德国。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法国和比利时，理由是“德国为了进行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而为欧洲流血”。１９４２年８月，负责乌克兰地区的帝国专员埃里希·科赫在与希特勒谈话后阐释了给养政策的基本方针：“……为了将战争推向胜利，缺乏的粮食必须从乌克兰筹集。在此目标面前，对平民的给养完全不重要。”
只有德国人不允许挨饿
提高德国人给养水平的要求，甚至加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当捉襟见肘的占领区当局仅存少许食品时，１９４２年夏，负责波兰境内物资供应的卡尔·瑙曼，在总督辖区政府的会议上对所有管理精英强调：“供养包括１５０万犹太人在内的人口已经不可取。只保留３０万犹太人，他们作为手工业者或其他工作者对帝国还有利用价值。……其他１２０万人不再被供养。”事实上，到１９４２年底，有超过１００万波兰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杀害。
面对同样的形势，在此前三个季度即１９４１年９月，针对苏联战俘的饥饿策略已然强化。当时纳粹高层已意识到，不可能在冬天到来前战胜苏联。在明确援引１９１８年德国国内因饥饿而爆发叛乱的“历史教训”，并表示不可能降低对国内的配给后，戈林于９月１６日发布命令：“原则上，被占领区只供养那些为我们工作的人。”不久，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与占领当局就苏军战俘营之情势交谈后表示：“对正在发生的饥荒无须任何解释。”而在很多半公开场合，德军军官曾多次谈到，“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俄国战俘饿死或冻死”。
讽刺的是，在对苏联战俘及犹太人实施无情的饥饿政策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４日，戈林在柏林体育馆就“收获感恩”发表讲话。他承诺，在圣诞节前，德国民众将得到特别配给。“从今天起，形势将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已经占领了最肥沃的土地。鸡蛋、黄油、面粉，那里将会应有尽有，超乎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