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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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个名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10年被招募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活动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严重损失。布哈林曾经觉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不相信，反而指责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不坚定。十月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俄国，奸细身份败露，被判处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投敌叛变。
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1923年9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兼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报告。他提请全会参加者注意，党内生活的停滞、党内存在非法派别集团、任命制取代选举制等已成为一种危险，瓦解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这些事实证明党内状况不良。为监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格伯乌早就安排其党员以及了解情况的非党人士充当线人，监视并密报他们的活动。鉴于工潮和党内存在派别活动，他建议责成所有共产党员向格伯乌报告党内的非法派别集团。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正常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改组契卡，削减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这一次，捷尔任斯基却要求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于党内斗争，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
在1925年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围绕告密问题展开了小小的争论，有人公开支持告密，有人提出异议。
联共（布）14大召开之前，党内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执行的方针政策。14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同“新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的10大曾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所以斯大林紧紧抓住派别活动做文章，指责“新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对“新反对派”的许多指控主要依据的是党员列昂诺夫给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报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扎卢茨基以及其他共产党员的谈话内容。
针对这种告密行为，列宁格勒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巴卡耶夫在发言中指出，党内不允许告密行为，他说，“我对企图在我们党内扎根的那种不健康的道德作风不能泰然处之。我指的是告密行为”，这种告密行为会导致党员互不信任，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员尼古拉耶娃反对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于党内，她说：“什么是契卡人员？契卡人员是反对敌人的武器……是反对阶级敌人的。告密党内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某些同志，这只会瓦解我们的党……党内的这种制度将带来损害，它将扼杀真正的不满，扼杀每一个会思考的共产党员都会出现的一系列不解的问题……不应当用这种制度去斗争，而应当依靠正确的党内民主制度去斗争。”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而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1927年底出现粮食和工业品严重短缺，商店排长队，工人举行集会和群众大会要求改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有一亿多普特粮食收不上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刑法对待有粮不交的农民。“非常措施”是一种掠夺农民的手段，使农民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恶化。围绕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党内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真理报》是控制舆论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争论。
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恰好《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Ｂ·Ｃ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写·了封告密信，称布哈林学派的ＢＨ阿斯特罗··夫、ＡＨ斯列普可夫、ＥＢ策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拥护者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活动。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换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根据。在新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