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也没有安全感
斯大林生前制造的最后一个案件是医生谋杀案。此案的起因就是一个女医生的告密。1948年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病故，女医生莉迪亚·季马舒克三次写信密告医生用不当的治疗导致日丹诺夫死亡。头两次密告没有被受理，第三次引起斯大林的兴趣，于是借此制造了所谓医生谋杀案，9名医生被捕。此案大有扩大之势，很可能成为新的镇压高潮，只是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3月初去世，遂得以中止。据称告密者是安全部门的密探或者线人，她因密告有功于1953年1月20日获得列宁奖章，但好景不长，当年4月4日又被剥夺。在这里告密已经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已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成为政治镇压的一种可以利用的手段。不过那时好像并没有把告密当回事，季马舒克虽然被剥夺了列宁奖章，但对其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1954年还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
在苏联，告密制度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索尔仁尼琴写道：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坐探？是很难判断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注意判断为好。他感叹道：“坐探是赶不走，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也是告密成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有专门一章谈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里告密者被叫作“斯图卡奇”或者“塞克索特”。当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么人打算逃跑，什么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什么人心怀不满在背后骂管理员或者长官，等等。
告密的内容，一种是确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谈、私人通信的内容——在那时期谁敢公开反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啊！第二种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图借此整倒被告密对象，或者邀功请赏。第三种是在当局需要的情况下借助各种手段炮制出所需的告密内容，以实施镇压。
告密行为往往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所以是冠冕堂皇的，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还能得到好处。索尔仁尼琴写道：“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告密者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
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社会，更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政权不是靠人民基于信任给予的支持，而是靠告密来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统治，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并且当权者本身也不会有安全感，要不然斯大林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制造一个医生谋杀案呢！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