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
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实力上的对比,更为根本的是苏联自身的变化: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实质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蜕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列宁被他们改造为一个形象越来越模糊的简单图腾,用以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党开始背离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退化成为一群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猪的官僚;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18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为了让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苏共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开始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抛弃社会主义搞私有化,好让自己从管理财富的国家干部变成掌握财富的资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视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谓“知识分子”,此时也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高喊着要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实质则是妄图在动荡中为自己分一杯羹——当初靠搞“民运”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于苏共背离党的宗旨和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这些人嘴里却成了社会主义的罪状,以此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由于苏共的腐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表象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而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思想在苏联国内的传播媒介,而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认知尚处在“西方19世纪的水平”——面对一堆经济问题,他们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决了。除了党内与知识界的这两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宗教势力以及沙俄时期的旧贵族在这段时期也都活跃了起来。而这些人又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将手伸向了西方国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时代大量所谓“异见人士”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哪儿呢?显然并不是从苏联的工人农民那里募集来的,苏联时代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集资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大金主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END,熟悉国际政治的人恐怕都不会太陌生。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
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周刊》——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