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领土之争：实地与虚名
当叶尔马克的捷报传到伊凡四世耳中时，沙皇赦免了他，并正式给予其资助。在西伯利亚山林中穿行的哥萨克们，也被后世的俄国历史学家冠以“新土地开拓者”的称号。短短58年后，到1639年，俄国人已经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沿岸。湍急的河流，密布的丛林，严寒的天气，都无法阻挡这群来自万里之外的征服者的脚步。
1643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哥萨克闯入黑龙江流域，与行将入主中原的清政权属民发生冲突，此乃俄中双方史上第一次直接交锋。顺治皇帝时期(1644~1661年)，清朝军队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哥萨克，但俄国人很快卷土重来。直到台湾郑氏政权归降(1683年)之后，康熙皇帝才有余暇，以精锐之师对急速东进的俄罗斯作出强力回应，遂有众所周知的两次雅克萨之战(1685~1686年)与《尼布楚条约》(1689年)。
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与俄国人的“无边界观”两相对照，更能看到不同生存环境造成的迥异取向。与东斯拉夫人不同，中国人(以汉人为主体)自古以来生活在一个天然屏障环抱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北部和西北绵延着广阔的草原和沙漠，西南方有喜马拉雅山横亘，东部则是无际的海洋。温暖广阔的平原地区让大部分中国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们不需要四出征伐，也很难拥有俄罗斯民族那种天然的扩张性。
同时，中国长期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其文化向外辐射到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地理因素和文化优势使中国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大多数时候主宰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将周边的少数民族视为四夷(即所谓“内中国，外夷狄”)，再外围一点儿的小国则视为藩属，他们皆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中原王朝只要求四夷和藩属前来纳贡称臣，倾诚向化，接受“天子”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但并不要求占领和管治其土地。
相比之下，俄罗斯向来不太强调“中心国”的观念，他们追求的是真实领地的不断延伸。俄国人早期在西伯利亚的拓展过程中，步步为营，建立一座堡寨后，很快驻兵移民，待真正占有后，再向下一个目标挺进。历任沙皇都以开疆拓土为己任，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言：移民和国土的开拓，是俄国史的主题。前后不过三四百年间，俄国从偏安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便是最好的明证。
中俄双方对领土认识的显著差别，从两次雅克萨之战的战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如第一战清军大胜，在赶走了城内的哥萨克后，没有派兵驻扎，仅仅是毁城而去。不久，俄国人卷土重来，再次占据雅克萨，清军只好再度出击。而在此之前，黑龙江流域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领部众逃往俄罗斯控制地区后，清政府则高度重视，严正交涉，要求俄方交人。
换言之，两国在处理领土纠纷时，俄国秉承“属地”原则，中国人则遵循“属人”原则。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也深深渗透到各自的外交理念上。时至今日，中国以贸易交好为主要表现的外交模式，不能不说仍多少带有历史上对待外围藩属政权“羁縻政策”(军政控制与经济抚慰相结合)的痕迹，而俄罗斯无论对华还是对欧洲各国的外交，则尤其在意“领地”及所谓“缓冲地带”。
2007年，俄罗斯学者卢金出了一本书，叫做《“俄国熊”看“中国龙”》，对两国关系有深入分析。在中文语境里，说一个人“熊”，有讥讽其外表唬人、其实胆小怕事之意，但俄罗斯这头“北极熊”，显然不能对号入座。而在西方文化(广义上也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语境里，“龙”是凶猛暴虐的象征，而自称“龙的传人”的中华民族，恰恰又秉承中庸谦让的儒家之道。如此强烈的文化符号反差，也许正是中西方尤其是中俄之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诸多误解与冲突的深层根源之一。
以天下为己任的“上帝选民”
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品格非常复杂，仅从地理环境、资源争夺乃至历史恩怨等等角度来解释和认知，往往难以完整和全面。别忘了，俄罗斯还是一个拥有悠久的东正教传统的大国。
世界上曾经有三个民族自称为“上帝的选民”，除了以色列民族、日耳曼民族，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民族。
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正式将东正教定为国教。尽管俄罗斯本土的多神教与东正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东正教逐渐成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精神皈依之所，引导着这个民族的信仰之路。
15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公国摆脱蒙古人的控制，一步步崛起。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公主索菲亚后，莫斯科公国便以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将索菲亚带来的拜占庭圣物双头鹰奉为国徽。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时，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费洛伊上书称：
“虔诚的沙皇注意这事吧！两个罗马衰亡了，第三个罗马——莫斯科屹立着，可是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了。我们全体教会在您的强大公国中，现在以笃信宗教而在普天下闪耀着光芒，其光亮胜过太阳；所有东正教王国集结在您的独一无二的公国之中；在整个地球上，只有您是基督教沙皇。”
从此，“莫斯科——第三罗马”成为俄国的官方学说。其主旨在于，强调罗马帝国和第二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1453年亡于奥斯曼土耳其)皆因对上帝的不忠而灭亡，莫斯科将成为第三罗马，担负起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沙皇”，也成为自伊凡三世起历任莫斯科大公努力谋求的，证明其为罗马帝国合法继承人身份的称号。因俄语词“Царь”(沙皇)来自于拉丁语“Caesar”的转译，原指古罗马皇帝凯撒。伊凡三世时就用过这个名号，而首位得到东正教主教加冕的俄国沙皇，是其孙伊凡四世。
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也在15世纪下半叶最终形成，这个新的民族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19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群魔》中借人物之口做过如下“定位”：
“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首要角色，而是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然而真理只有一个，因此所有的民族当中只有一个民族可能拥有真正的上帝，尽管其他的民族也各自拥有自己独特而伟大的上帝。唯一‘体现了上帝旨意’的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
既然俄罗斯民族唯一体现了上帝的旨意，那么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拯救全人类，由此培育出俄罗斯人的救世情怀与大国心理。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没有停下脚步，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理想，积极输出革命，试图帮助各国无产阶级追随仿效苏俄，以暴力夺取政权，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1919年，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共产国际”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该组织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又一手操办成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联盟“华沙组织”，其后苏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不能不说是俄罗斯民族宗教使命感和救世情怀的一种“革命化”体现。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元气大伤，综合国力大不如前。20多年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及经济集团咄咄逼人的进攻与蚕食，很难继续进行全方位的对抗与反制。但他们内心深处的骄傲和情怀，看起来始终不曾改变，谁也摸不准什么时候会突然从沉默中爆发。
远的不说，去年果断应对乌克兰危机，挥师重占克里米亚，今年又高调介入中东乱局，大举空袭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据点，就处处可以看出“北极熊”那份与生俱来的霸气与强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专治清代中俄关系史，着有《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