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人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这里没有说明的，恰恰是这种“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清晰内涵。
从欧洲的历史看，作为一种学说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共生的，它源于并支撑了后者摆脱强权、争取独立的斗争。但随着多民族国家的涌现，这个概念便具有了多重涵义；及至“欧盟”的出现，更有人宣告世界已进入“后民族主义段落”。
“民族主义”有褒义的内容，如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也有贬义的用法，如旨在反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马克思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有过深入论述，但却不曾试图给它一个简单的结论。
具体到俄罗斯的情况就更复杂了。这里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要求独立的政治主张或分离运动，而是指整个俄罗斯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可以有以下几种途径：
其一，沙俄和苏俄民族结构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认同。这里不妨比较中国的情况来说明。
在中国，尽管各民族对统一祖国的文化传承与政治经济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客观地说，汉族的影响力与辐射面要高于其他民族，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而在俄罗斯，尽管俄罗斯文化在晚近的数百年间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影响不容小觑，但其民族结构中，却存在着“周边高于中央”的状况。所谓“周边高于中央”，并非是指所有周边民族地区都高于中央俄罗斯地带，而是说周边各民族板块的悠久文化及其与先进文明地带的亲近，对中央俄罗斯构成了挑战。
苏联时期，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比亚，深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浸润，长期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德国与俄罗斯的角逐之中，它们在苏联版图中的地位类似于我国“经济特区”。西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虽同为斯拉夫人种，但远比后者更亲近西方文明。17世纪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实际成了向俄罗斯输入西方文明的通道。
至于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各国，虽然经济落后于中央俄罗斯地带，但其文明积累，如前者所拥有的“青铜时代，是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到了1980年代末，作为大一统的苏联国家“民族主义”，已远不如以单一民族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来得更有魅力。正是形形色色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立陶宛与拉脱维亚民族主义，摧毁了前苏联这个庞然大物。
其二，俄罗斯独立之后，作为单一民族的政治认同依旧面临各种挑战。各加盟共和国内部依然存在大量少数民族，究竟是认同独立后的俄罗斯国家，还是认同自己的民族，遂成为极其困难的选择。车臣问题正是这一挣扎的外延。
此外，民族精神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与灵魂，它的形成不能脱离对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滋养。俄罗斯独立之后，尽管公民大量机会参与公共政治活动，但是依然缺乏一种理性表达“统一国家”与“各民族”利益的安排，这里指的是联邦制度欠完善。相应地，成熟的民族主义也姗姗来迟。
其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不光受到苏联解体后艰难的社会转型的影响，而且仍然与传统的文化积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尚未成功的转型，并不像当初新自由主义设计者设计的那样，只要推倒苏联，民主与市场就会迎面走来；相反，多年的困苦生活与动荡局面，滋养了反对社会不公的平民主义。目前，在对西方的抱怨与谴责声中，平民主义者愈来愈多地演化成为民族主义者。
同时，疆土广袤的俄罗斯国家，仍然面临着是取法欧洲，还是固守欧亚大陆心脏地位这样的艰难选择。就像历史上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特性的争论那样，俄罗斯人迄今还难以描画出自己的确切定位———是把自己认同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还是承认俄罗斯的独特性？这种摇摆，制约着对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总统在最近的国情咨文中大大加强了关于构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旨在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引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从欧洲的历史看，作为一种学说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共生的，它源于并支撑了后者摆脱强权、争取独立的斗争。但随着多民族国家的涌现，这个概念便具有了多重涵义；及至“欧盟”的出现，更有人宣告世界已进入“后民族主义段落”。
“民族主义”有褒义的内容，如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也有贬义的用法，如旨在反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马克思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有过深入论述，但却不曾试图给它一个简单的结论。
具体到俄罗斯的情况就更复杂了。这里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要求独立的政治主张或分离运动，而是指整个俄罗斯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可以有以下几种途径：
其一，沙俄和苏俄民族结构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认同。这里不妨比较中国的情况来说明。
在中国，尽管各民族对统一祖国的文化传承与政治经济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客观地说，汉族的影响力与辐射面要高于其他民族，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而在俄罗斯，尽管俄罗斯文化在晚近的数百年间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影响不容小觑，但其民族结构中，却存在着“周边高于中央”的状况。所谓“周边高于中央”，并非是指所有周边民族地区都高于中央俄罗斯地带，而是说周边各民族板块的悠久文化及其与先进文明地带的亲近，对中央俄罗斯构成了挑战。
苏联时期，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比亚，深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浸润，长期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德国与俄罗斯的角逐之中，它们在苏联版图中的地位类似于我国“经济特区”。西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虽同为斯拉夫人种，但远比后者更亲近西方文明。17世纪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实际成了向俄罗斯输入西方文明的通道。
至于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各国，虽然经济落后于中央俄罗斯地带，但其文明积累，如前者所拥有的“青铜时代，是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到了1980年代末，作为大一统的苏联国家“民族主义”，已远不如以单一民族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来得更有魅力。正是形形色色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立陶宛与拉脱维亚民族主义，摧毁了前苏联这个庞然大物。
其二，俄罗斯独立之后，作为单一民族的政治认同依旧面临各种挑战。各加盟共和国内部依然存在大量少数民族，究竟是认同独立后的俄罗斯国家，还是认同自己的民族，遂成为极其困难的选择。车臣问题正是这一挣扎的外延。
此外，民族精神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与灵魂，它的形成不能脱离对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滋养。俄罗斯独立之后，尽管公民大量机会参与公共政治活动，但是依然缺乏一种理性表达“统一国家”与“各民族”利益的安排，这里指的是联邦制度欠完善。相应地，成熟的民族主义也姗姗来迟。
其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不光受到苏联解体后艰难的社会转型的影响，而且仍然与传统的文化积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尚未成功的转型，并不像当初新自由主义设计者设计的那样，只要推倒苏联，民主与市场就会迎面走来；相反，多年的困苦生活与动荡局面，滋养了反对社会不公的平民主义。目前，在对西方的抱怨与谴责声中，平民主义者愈来愈多地演化成为民族主义者。
同时，疆土广袤的俄罗斯国家，仍然面临着是取法欧洲，还是固守欧亚大陆心脏地位这样的艰难选择。就像历史上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特性的争论那样，俄罗斯人迄今还难以描画出自己的确切定位———是把自己认同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还是承认俄罗斯的独特性？这种摇摆，制约着对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总统在最近的国情咨文中大大加强了关于构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旨在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引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