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语言学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体系的研究上，自60年代后半叶，语言学家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言语分析层面。这一时期兴起的社会语言学，主要致力于研究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对“称呼语”这一社会语言因素予以极大关注，因为称呼语往往最鲜明地反映出语言对社会进程的依赖性和社会变革给语言所带来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期，А. Д. Швейцер等出版的一系列学术专着奠定了了前苏联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他们的目光被言语礼节的社会语言学特征深深吸引，随即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在不同场合如何正确使用言语礼节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都把称呼语视为言语礼节的一个重要单位，因为它能够准确地指称受话人，确定其社会地位，同时给谈话定下一个总的基调——是正式的还是狎昵的、亲密的还是疏远的等等。该时期有关称呼语的研究特点总体上是列举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和书信中常用的礼貌用语句式。致力于言语礼节研究的语言学家如В. Г. Гольдин（1978），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1979）等对称呼语的研究渗透在言语礼节的研究当中。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对言语礼节这一课题进行过系统研究，她在从1977年起出版的关于言语礼节的多本专着中，系统论述了言语礼节的概念和功能，分析了言语礼节情景的各个要素1，在这些专着中都对称呼语展开了论述，奠定了俄语称呼语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对我们的相关研究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转而从交际－语用的视角来关注称呼现象，试图运用语用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传统语言学面对称呼语一直争论不休但又束手无策的问题，称呼语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拓宽。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体现在В. Г. Гольдин（1978，1987）, Л. П. Рыжова (1982，1983，1984), А. А. Акишина（1983），М. Л. Макаров (1985) 和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1987，1989）等论着中。但同时又结合并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称呼语同时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关注。作为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单位，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研究在这里是交叉的，因为两门学科都致力于描写交际行为。交际行为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言语活动就不单属于个人，而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对于社会语言学来说，具体的言语行为的社会评价也很重要。正如М. Л. Макаров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谈到称呼语的礼节属性，不能忽视其社会指示属性，社会指示确定谈话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М. Л. Макаров 1985：114）。
把称呼语看成是言语交际单位并对其做出理论思考的语言学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В. Е. Гольдин(1987)。В. Е. Гольдин首先提出了建立言语联系的宏观范畴及其次范畴——言语指向（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речи）或言语的针对性（адресованность）和调节交际关系（регуляция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这两个功能语义范畴。总的来说言语礼节单位都具备这两个范畴，但它们在称呼语里却表现得尤为明显，称呼语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言语的指向或言语的针对性。
社会因素通常会对语言产生直接的影响，“称呼语中体现着社会关系和社会变革，是个语言的微型交际系统”。М. А. Оликова（1979：4）上世纪90年代，随着俄罗斯国内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称呼语作为一个敏感的社会语言因素，最直接地感受和反映了俄罗斯的社会变化，社会的变革首先在称呼语的变化、使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时间，随着товарищ, гражданин, гражданка等社会通用称呼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一些比较具有弹性的称呼Господа!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Сударь! Сударыня! Друг!等重新又回到人们生活当中，一些语言学家纷纷把相关研究的视角转向作为社会变迁晴雨表的称呼语。这一时期称呼语的研究特点相对来说比较具体，语言学家们关注的是具体称呼语的词汇演变和新旧称呼语的交替使用情况。如Т. В. Маркелова（1995）在«Обращение и оценка»一文中就回顾了从господа到граждане及товарищи，以及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重又轮回到господа的整个动态变化过程。最后她得出结论说：господа一词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但同时词义较之以前有明显的弱化的倾向。除了这些具体使用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关于言语礼节的各项研究也在同时进行着。人们把称呼问题放到社会语言学、符号学、释义学以及与其他一些学科交叉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在有关称呼语研究的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