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27日发表题为《没有硬实力，哪来软实力？》的文章说，中国崛起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轴，不断提升军事、科技力量，以及扩大国际影响力。因此，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崛起的过程，即硬实力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崛起一律采取了向外扩张模式，引发了一系列对外战争；但中国走的却是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是中国对世界的庄重承诺，西方和日本大可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论是早期的“骨牌论”、“朝贡说”，还是当今的“中国威胁论”，皆属无稽之谈。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崛起须靠软实力”，是近年来媒体上常见的言论。但其正确性、可行性如何，值得重新商榷。
所谓“软实力”，是与“硬实力”相对的概念。后者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含外交)、军事与科技的综合力量，而前者则是以精神文明为主体的文化力量，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价值体系，乃至行为模式、国民素质、生活方式等。两者合而为一，构成综合国力，这是毫无争议的。
然而，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硬实力和软实力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均衡、不对等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本质或属性有所不同：在硬实力中，经济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下层基础，以及直接为经济服务的政治、军事、科技等，而软实力则纯属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易言之，软实力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的，是硬实力的衍生或派生产物，硬实力大小决定了软实力大小；如果没有硬实力，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软实力。因此，在中国现阶段，主张“中国崛起须靠软实力”，在理论上或逻辑上不能成立，不但本末不分或本末倒置，而且犯了舍本逐末的严重错误。
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崛起而言，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为它是硬实力的核心部分。只要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但强大的政治、军事、科技实力将应运而生，而各种软实力也将如影相随。这一认知十分重要。
当然，社会基础(或硬实力)和上层建筑(或软实力)的相互关系，并非机械的、单向的，而是辩证的、双向的。两者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时，若要持续发展以进入较高阶段，就得多少借助于其所衍生的各种软实力，使之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助动力。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主从关系或本末关系，在任何发展阶段都维持不变。在任何历史阶段，软实力皆依附于硬实力，随着硬实力而浮沉消长。
至于一个国家、民族崛起过程中，如何发挥影响力？是依靠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笔者认为必须首先依靠硬实力，中外古今似乎无一例外。
以上为理论依据，但单凭空洞理论未必具备说服力，所以还必须列举历史与现实作为论据。
先看中国古代历史。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实力较弱，初期只能“霸西戎”，但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富兵强，秦王嬴政终于靠远交近攻征服六国，创立统一的秦帝国。至于大唐文化盛极一时，声名远扬，长安一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唐帝国农业经济发达，手工业生产力较高，以致国家富裕，兵强马壮，硬实力十分雄厚。日本在“唐化运动”中全方位吸收中国文化，就说明了这点。
再看西方近代历史。意大利虽继承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软实力一度傲视于欧洲；但半岛城邦林立，政治不统一，军事力量很有限，未能建构一股强大的硬实力。因此，意大利在海外的影响力(含软实力)，甚至远不如领土比它小的荷兰。后者是以海军、造船、航海、经商，建立海外殖民地而称雄于世界。
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后脱颖而出，成为海上强国，建立广大的殖民地，将西班牙语言文化传遍拉丁美洲，所以称“十六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但随着其“无敌舰队”先后被英、荷海军击溃，失去制海权，西班牙势力日趋没落，最终丧失了所有的殖民地，沦为二等国家。
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虽是个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但因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空前强大，是欧洲大陆的霸主，致使法国语文、艺术、饮食、服饰、时尚，广受欧洲人的仿效，而盛行一时。各国签定条约皆用法文，说法语成为各国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这说明了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必须借助其硬实力，才能拓展空间与发挥作用，使其影响力极大化。
大英帝国的兴起，同样主要依赖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全球建立殖民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同时输出语言文化、文官制度乃至政治模式。时至今日，英文之所以成为使用范围最广的国际语文，并不是英文本身比其他语文(如中文、法文、俄文等)优越，而是因为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美国继英国之后在二十世纪成为世界超级霸主，致使英文含金量最高。
德国崛起却面对不同的局面。德国到十九世纪还未能实现政治统一，关税同盟建立后，各邦之间经济联系虽大为加强，但因法国等的阻挠，使政治统一难以实现。作为主要统一力量的普鲁士，自由主义者主张借助自由主义作为统一各邦的亲和力，但遭宰相俾士麦强烈反对。他认为德国统一必须依靠“铁”和“血”。历史证明，俾士麦的铁血政策是正确的。经过他精心策划的三次对外战争(即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统一终于美梦成真。
美国独立之初只有13个州，今日却有50个州。其他广大领土是靠民主共和、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吗？当然不是。它靠的主要是连年战争与征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强国，霸主地位又如何产生？是得自好莱坞电影与快餐文化吗？当然也不是。那么，美国发挥其世界性的影响力，难道是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吗？当然更不是。
最后再论中国崛起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将外国在华势力连根拔掉，为振兴中华铺平了道路。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客观形势的改变，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的发展更加迅速、平稳，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其中固然以硬实力为主，但也不乏软实力。中国崛起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轴，不断提升军事、科技力量，以及扩大国际影响力。因此，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崛起的过程，即硬实力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崛起一律采取了向外扩张模式，引发了一系列对外战争；但中国走的却是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是中国对世界的庄重承诺，西方和日本大可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论是早期的“骨牌论”、“朝贡说”，还是当今的“中国威胁论”，皆属无稽之谈。
有人认为，中国人口庞大，国土广阔，一旦强盛起来，对周边国家自然构成威胁。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中国国内问题多如牛毛，既复杂又棘手，是任何一国无法相比的，哪儿来余力去威胁他人？更何况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中国不断遭受列强的欺凌羞辱，哪能摇身一变为侵略者、压迫者？
为了振兴中华，中国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以维护领土统一与主权完整，防止各种敌对势力渗透、颠覆与制造事端，创造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过去有句戏言称：“台湾出肉弹，大陆出导弹；台湾出歌星，大陆出卫星。”对西方人而言，肉弹、歌星当然魅力无穷，但对中国人来说，若无“两弹一星”，则振兴中华即成为废话、笑话！
有人认为，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进行政体改革，采用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幸亏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高超，未去理会这类“美言高论”，因为西方民主并非万灵丹，不但不能解决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各种紧要难题，反而可能弄巧反拙，使这些难题恶化。苏联解体应可作为殷鉴！
第一个最紧要难题，是如何改善13亿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倍增和工业化中的失误，中国生态环境日渐恶化，各种自然灾害有增无减，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将青山、绿水、蓝天还给子孙后代，是极其艰巨的长期任务！
第二个最紧要难题，是如何更好、更快地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人口大国，首先必须确保粮食安全；其次，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教育、医疗、社保的推行或优化，交通道路的建设，以及电力、水源的供应等，都是当务之急；其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收入，扩大国内市场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乃是三农问题中最大难题。
第三个最紧要难题，是如何处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个体之间的贫富不均。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政策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东西部地区发展更加不平衡，区域性的贫富差距加大。同样由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城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待遇差距。“一个国家、三个世界”在中国出现，不但与社会主义信条格格不入，而且构成对社会安宁、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
第四个最紧要难题，是如何将党政干部的贪污腐败，减到最低程度。国民党因其腐败无能而失去大陆，中共应引为前车之鉴。贪污行径中，包括营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进行权钱交易。人民对此恨之入骨，于是有人将腐败与政体挂钩，认为唯有采用西方民主才能切除这一恶性肿瘤。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贪腐与政体无关，许多“民主国家”的贪官污吏，较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紧要难题，当然不只这些，但单凭以上四大难题就足以说明了：作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务之急不是着重发展软实力，而是继续大力发展硬实力。因为只有硬实力才可能解决这些硬性难题，使社会经济取得高速稳健发展，从而提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届时其软实力的图景将大为改观，而中华文化在海外自然大放异彩。(符懋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