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在今年的3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在北京出席了俄罗斯年的开幕式，由此也拉开了俄罗斯年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而在这之后，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那么俄罗斯到底曾经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俄罗斯这个民族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有关这些问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文化学者王康先生。欢迎您。请坐。
首先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王康先生。
Vo：王康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期间他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王康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五集政论片。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主持人：欢迎来到《世纪大讲堂》。其实我跟王康先生见面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相信每次大家如果见到王康先生，一定会对他的这个形象印象特别地深刻。有人就说这个聪明绝顶放到你身上特别合适。
王：谢谢。
主持人：你觉得是吗？
王：是。
主持人：很少会有这人这么坦诚了。
王：光头的人啊一般比较聪明，而且也比较善良，历史上很多光头的人很善良，大家记住，比如列宁，非常聪明，在整个共产主义谱系里边，也是一个最善良的人，我也是。
主持人：觉得自己聪明和善良在哪些地方呢？
王：比如我很聪明，我拒绝了学术道路，早就拒绝了政治道路，也拒绝出国，但是我换来了内心的充实，我的高度的独立性。这很聪明。
主持人：其实很多人了解到王康先生，知道王康这个名字，更多的是从抗战那段历史了解到的，因为王康先生自己曾经做过一些陪都文化的研究在重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对俄罗斯，您还有这么浓厚的情结。
王：对，我对世界所有国家最浓厚的、挥之不去的是俄罗斯情结。
主持人：这个俄罗斯情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
王：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父辈，甚至祖辈，深受俄罗斯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国家。刚才你说，今年是俄罗斯年，其实整个20世纪都是俄罗斯世纪，对中国来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跟俄罗斯相比，对中国的影响如此地深刻，我们看看所有现代中国，我们的宪法，我们的整个国家制度，我们的基本的世界观，我们的哲学，基本上是俄罗斯式的，尽管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但是我们这深层的结构上的东西来自苏联。
主持人：提到俄罗斯呢，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会熟悉它的比如说一些著名的文学家，一些文学巨著，还有一些俄罗斯的音乐，包括绘画等等。有哪些作品是对您影响特别大的吗，能跟我们讲讲吗？
王：普希金的《致大海》，再见吧，自由的元素。我们那代都能背诵那些诗。
主持人：现在还记得吗，能现场给我们背诵一两段吗？
王：再见吧，自由的元素，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闪耀着骄傲的美色。很长，那首诗。
主持人：嗯。好，看得出呢，只要谈到俄罗斯，王康先生就会滔滔不绝，一直地说下去，那么对于俄罗斯，王康先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了解，从他的眼光来看，俄罗斯曾经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想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康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俄罗斯的道路》。
王：谢谢子墨小姐，大家好。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话题，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今天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俄罗斯，我感到很荣幸。
1844年，俄国和美国，还有20年时间才能废除奴隶制，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就预言说，将来有两大民族，美利坚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它们的出发点不一样，道路各异，但是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最终它们要分别地主宰人类的一半。20世纪以罕见的历史规模和清晰的世界图景验证了这一非凡的预言。俄国和美国在20世纪，它们确实（各自）主宰了人类的一半。
俄罗斯比美利坚更富有戏剧性，更使世界震惊，更值得咱们中国来关注它。俄国一直是人类的希望，在20世纪，尤其后半叶。俄国的历史成就，举世皆知，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它把一种新的人类拯救的意识带给世界，它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50次，它的国家元首可以在联合国的大厅把皮鞋脱下来，敲打桌面，和美国叫板，它可以把导弹直接运到美国的后院——古巴，它的医疗保险，它的退休养老，它的国民教育，它的奥运金牌，它的芭蕾舞，它的电影，让整个西方黯然失色。苏联，前苏联，它是人类的希望，它不仅仅吸引了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而且它吸引了西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英国的戏剧大师箫伯纳，科幻小说的鼻祖威尔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鼻祖约翰.杜威，大作家德莱塞，法国科学家若里奥·居里夫妇，包括爱因斯坦，毕加索，，他们都对俄国神往，有些都前往俄国，像朝圣一样。
俄国在精神上，在道义上，在思想上战胜西方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没有人会怀疑俄国的寿命会比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它取而代之的沙俄帝国更短暂。但是我们谁都知道，前苏联没有被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围剿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希特勒德国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崩溃，而是在它自己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几乎处于巅峰状态时候，几乎在一夜之间戏剧般地崩溃了。
王：对俄国的崩溃，苏联的解体，有不同的说法。简单来说就是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期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些共产主义的叛徒们出卖了苏联。我认为不是，根本不是。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更为强劲的、更为坚韧的力量使前苏联解体，使苏共下台，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俄罗斯的精神，它们的灵魂。我们必须要回到俄罗斯的道路上来看，俄罗斯这个民族，它的命运，它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这74年的前后是怎么一回事情？
王：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受到它的地理环境的致命的影响，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王：俄国的地理疆界是如此的辽阔，当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太平洋西岸的远东的伏拉迪沃斯托克，黎明才刚刚开始。这种地理环境根本决定了俄罗斯300年以来、500年以来的命运。俄国的地理就是它横跨欧亚大陆，它占据了人类六分之一的土地，俄国一直徘徊在东西方之间。它不是纯粹的亚细亚，它也不是典型的欧罗巴，它既是亚洲，它又是欧洲，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亚细亚和欧罗巴之间，俄国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历史定位，自己的历史道路，这一点根本决定了俄罗斯的道路。跟这个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了俄国历史的是它的历史事件。公元988年，第一个千禧年之末，俄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基福罗斯的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帝国联姻，而且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为俄罗斯的国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就自命为第三罗马。另外一个事件就是1210年，成吉思汗的部队征服了俄罗斯，统治了240年，他把亚洲腹地的军事专制主义的传统带到了俄罗斯历史里面来。这样俄罗斯它向东扩张，就是代表着金帐汗的成吉思汗的那种历史遗产，它向西征服，就代表着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这是俄罗斯的救世主义，俄罗斯早期的弥赛亚情结在历史上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
王：和这种历史、地理相关的就是俄罗斯在19世纪，更早，应该说彼得大帝对西开放之后，俄罗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欧派。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文化异于也优于西方的文化，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的村舍，俄罗斯的东正教，它们是真正体现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那种淳朴的美德。西欧派当然刚好相反。西欧派认为俄罗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过时的，完全落后和反动的，俄国的得救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必须要经过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俄国才能够摆脱它的沙皇专制和农奴制。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一直维持了20年，后来才演变出民意党人、社会民主派，最后成了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对俄国来说，它具有双重意义。对西欧派来说，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它是产生于比俄罗斯文化更高级的一个阶段的工业文明的产物。对于斯拉夫派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的一种文明。马克思在适应俄罗斯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这点上是一个奇迹，俄国始终是世界的两个部分的代表，在最好的情况下，东方和西方在俄国进行结合，俄罗斯本身就是世界的代表，就是世界本身。在最坏的情况下，东西方在俄国进行碰撞，进行交锋，那俄国就会演示出启示录般的悲剧。
王：马克思在俄国最后成功，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将近在一个世纪里边，整整一个世纪里边，他们一直在准备着、期待着、也在制造着俄国的共产主义。十二月革命党人……，这是贵族的、上层的一种革命，他们已经发现，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农奴制、沙皇制度完全不合时宜了。我举几个例子，几个人物。
王：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贵族，是个地主，他自己在彼得堡的家里面，（建立了一个沙龙），长时间地展开各种争论，他用自己的钱办了一个法朗吉，相当于一个乌托邦的村舍，就是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村落，把自己的钱财全部捐出来，但是他的法朗吉被当地农民烧掉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从来不宣传革命，但是他们宣传比革命更危险的思想，他们在思想领域里面进行着对于俄国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一场革命，这个小组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被警察查封了，21个成员全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俄国文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别林斯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贫民知识分子，一个大祭司的儿子，他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世界观的问题。俄国人必须要有一种世界观，俄国人必须要崇拜一种力量，或者一种理想，一种事物。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人民既伟大又可鄙，既高尚又自私，为了推动俄罗斯人民（改造）这种愚蠢的、自私的（品性），必须用暴力把他们引向幸福的道路。比别林斯基更激进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思想上极其激进。沙皇帝国干了很多坏事，其中（之一）就是把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优秀的、禀性温和的、基督式的人物，关进彼得堡要塞7个年头，然后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12个年头。但是这位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完全经受了所有苦难的折磨，他写下了著名的《怎么办》。《怎么办》作为小说，没有什么价值，很无趣、很单薄，但它是俄国革命者的必读之书，它是俄国的虚无主义，俄国的极端派，后来成为俄国革命家的必读书。
俄国的这一帮人，在整个19世纪，按照后来索罗维约夫和布尔加科夫的总结，他们都是在准备着，在期待着，在制造着俄国的一场革命，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像后来赫尔岑总结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就像是俄国的斯分克斯一样，俄国的双头鹰，但是涌动它们之间的有一个共同的心脏，那就是对俄罗斯的爱。
到了20世纪之初的年代，沙皇帝国300年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了。俄国往什么方向走，不外两条道路。一条就是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一条，走向后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关注俄罗斯的命运，他们一再强调俄国已经走到世界革命的门槛前，俄国革命可能成为整个欧洲革命的一个信号，一个前奏。但是他们很担心，他们在晚期已经发现俄国的专制传统，俄国的半亚细亚的社会结构，如果来一场欧洲式的革命，或者他们所期待的革命，（俄国）可能走向一种全面的复辟，建立一种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全能的一种东方的可诅咒的专制社会。
不管怎样，俄国后来走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我觉得，为什么不是发达的、大工业生产的资产阶级的欧洲，而是一个基本是农业社会的专制的俄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特别强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可以分享（利益）。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利用技术发明，利用科学技术生产力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加上西方资产阶级向全球扩过程中，利用非西方国家的资源、人力创造更多的财富，来缓解本国的阶级对抗。在这一点上，西方资产阶级非常成功，我觉得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爆发更没有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在俄国情况不一样，列宁很早就认识到，俄国恰恰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所以俄国可以尽早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用这个国家的力量，反过来按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我们（还）不要忘了，俄国的革命有深深的犹太烙印。俄国的共产主义之父普烈汉诺夫，他的夫人、也是他的亲密的战友，是一个犹太人，俄国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是犹太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诺夫是犹太人，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共产国际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彼得堡的市委书记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列宁都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我们更不要忘了，马克思本人是犹太人，尽管他青年时代就放弃了犹太教。但是犹太，犹太的经典《旧约》关于创世纪，关于人类拯救，关于真理，关于弥赛亚，将会出现（的思想），对马克思，对这帮俄国犹太血统的革命家，我相信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
王：第三个原因，刚才我说了，整个19世纪，俄国的，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结论，俄国的专制制度已经该到寿终正寝的地步了，他们将毫不留恋地抛弃它，打碎它。俄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生具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情结，比如，俄国的农民，俄国的民粹派，他们的财富观完全不一样，俄国的贵族，俄国的知识分子，跟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完全不一样。第一，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感，所有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有一种罪孽感。（第二），他们认为俄国真正的、上帝的真谛、真理所在、俄国的未来所在是在农民，在黑黝黝的潮呼呼的俄国的土地上。托尔斯泰到了晚年，他已经誉满全球了，以83岁的高龄，他非得把他的财产全部分给农民，索尼亚，他的妻子不同意，这样两夫妇产生根本的矛盾，（托尔斯泰最后只身）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车站里面。到这个份上，像托尔斯泰这种知识分子，他必须把他的财产分给土地，分给农民们，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这种民粹主义的情结，这种财富的观念，是俄国实现共产主义，一个天然的土壤。即使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普鲁士的哲学家，我相信俄国实现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必然的。
王：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的失败，不一定是必然的。
列宁用了很多东方的、亚细亚的、俄罗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民粹党人的个人英雄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铁一般的纪律，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马克思的，这是列宁独创的，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传统，俄罗斯的土壤上的力量。列宁（曾经）也对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当年和他们并肩作战的那些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他在1922年，把很多俄国大知识分子驱逐出去，他还下令，把200多名妓女枪毙掉，他还干过一件特别荒唐的事情，把尼古拉二世，已经逊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全家处决掉。但是，刚才我说了，光头和秃顶内心都很善良，列宁本性上是一个非常善良和高尚的人，他特别喜欢小孩儿，喜欢小动物，他在家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一个非常好的弟弟。非常有人道主义。列宁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残忍手段，是当时俄国的特定历史环境必须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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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如果列宁继续活下去，再活十年，二十年，我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可惜历史没有给俄国这么一个机会。第二我要谈谈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宁晚期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和执行人。列宁在晚期发现，战时共产主义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根本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到晚年紧张地思索，在1923年1月23号，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参加，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他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告诫说，我们的成就还微不足道，俄国革命必须经过俄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严峻考验，他说俄国（的革命前途）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取决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的进步的东西的结合，（一个）取决于和俄国的农民的结合。他提出著名的公式，什么叫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等于普鲁士铁路制度，加上美国技术，加上托拉斯组织，加上美国国民教育。如果列宁继续走下去，他可能把东西方的正面的积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新经济政策，由布哈林来继续，布哈林认识到，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不再是谁战胜谁，而是谁联合谁的问题，俄国是太穷，资本主义太不发达，这个痛苦太深，因此俄国的任务是，必须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对俄国农民的口号是，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布哈林最担心的是，俄国革命可能走上一条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个高度统一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国家“利维坦”，建立起一个成吉思汗东方式的兵营社会。非常可惜，布哈林坚持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这种探索，这种奋斗被打断了。从1928年开始到1938年，十年时间，斯大林用一系列的阴谋政治和权力斗争，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消灭掉。然后他高举着两把刀子，一把是全盘集体化，一把是阶级斗争尖锐化。从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2500万户农民，一亿二千万农民被拉进了集体农庄的历史浩劫之中。我简单地概述一下。这当中，苏联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地死于灾荒和饥饿，大批的衣衫褴褛的农民颠沛流离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
王：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流域是传统的欧洲粮仓，但是一直到斯大林本人去世，1953年，甚至一直到现在，苏联，俄罗斯，居然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到60、70年代，一直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面粉，从（欧洲）共同市场进口黄油，从美国进口大豆。更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理论，斯大林对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带来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就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在之前，斯大林根据阶级斗争尖锐化，编制了各种名目繁多的罪名。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第一就是高度集权的绝对专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权。在他统治时期，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代表大会常年不召开，和列宁在（世时）形成强烈的反差。列宁在1924年去世之前，是在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包围的情况下，每一年的全国代表大会照样召开。然后在整个苏联是斯大林和他的一伙帮凶说了算。这伙帮凶里边，像雅戈达，像叶若夫，像贝利亚，这些都是心里非常阴暗的、非常残忍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