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科技这么发达都还没有造出诸葛亮那种不用电不烧油的交通工具。马克思讲，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三大武器，就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不都是我们的四大发明吗？还有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讲，把人类推入工业社会的科技发明的百分之八十五来自中国。可大家看看我们现在情况如何，大到宏观制度，小到电子产品，你说有哪一样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诺贝尔奖你别管它是不是个东西，就算是个鉴定书吧，我们除了文革期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有机会拿而自己不要之外，改革开放这二十八年，天天做梦都想拿，结果是科学奖没有拿到，倒是让藏独分子达赖拿了个和平奖，今年又差一点让疆独分子热利娅拿到，你说中国人窝囊不窝囊！能够反映中国人智慧的诺贝尔科学奖一个没有，表示中国人窝里斗的诺贝尔和平奖却给了一个还想再给一个。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了？真的在智力上也不如日本人了？这真是一个让中国人死不瞑目的现实啊，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死不瞑目的！是谁把一个世界公认的超群智慧的民族害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就是那个什么用市场换技术、用资源换技术，甚至用权益用尊严换技术给害的，强迫中国放弃了自力更生放弃了使用自己的大脑，并且用国家行政和财政力量帮助外国人摧毁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让中国人重新落到了万般不如人的地步，不仅月亮是外国圆，星星都是外国亮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可真是有了切肤之痛的感受，追今抚惜，就会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第八个转变，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由单纯的GDP指标转变为社会人文发展的综合指标。这个转变我为什么把他列进来呢？因为它将迫使我们政府的各级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去关心民生疾苦，关心社会人文的综合发展，从而超越各级官员个人政治品质的制约，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会在客观上去做些好事，因此我也把他列为一个伟大的转变。前面曾经提到，用GDP指标衡量政府政绩，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按照这个标准，焦裕禄那种绿化沙漠的干部是坏干部，而把青山砍光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世界上再也没有如此罪恶荒唐的标准了。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我们许多干部的贪污受贿完全是被这种制度逼的。现在衡量标准改变了，我们的干部可以真正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重建我们的家园了。用黑格尔的话讲，现在进入了正反合发展的合的阶段了，用马克思的话讲，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了。前面说过我们党有三个28年：前两个28年是肯定阶段，28年的民主革命和2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28年是否定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否定阶段；走了个“之”字型的曲折道路。现在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即否定之否定阶段，由于这第三个阶段是在吸取前两个阶段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能够全面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史的这个三分法也符合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中国历史就是三分之二的统一发展，三分之一的分裂倒退，这或许是中华民族冥冥中的一种定数。无论是不是定数，中国都已经进入了全面复兴的第三阶段，可以说，只要目前的中央政治路线不被推翻不改变，哪怕只要能坚持三年，只要中国的左翼斗争能再坚持一年，我想乌有之乡这些网站再坚持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中国现在左派右派的大论战，就将肯定会演变成为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从而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次伟大转变再次表明了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当这个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大祸的时候，她体内那种医学家所讲的生命应急机制就会突然启动，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我们客观地讲，胡锦涛温家宝并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种天神般的伟大君主，他们为什么能完成这个伟大转变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就是中华民族的应急机制在起作用。当然我们说胡温不是天神，并非是一件坏事，在当今这个政治家平民化的时代，我们产生了两个平民化的政治家，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幸运。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是神圣的，工业社会的政治家是卓越的，那么信息社会的政治家则是平庸的，就像会计、医生一样，只是一个纯粹的分工，这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面对中国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总让人感觉到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预设的过程，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黑格尔、康德这些大思想家，以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最终都认为历史是一个预设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所能安排我们所能决定的过程，甚至我们本身就是这一预设过程的一部分。人们总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我们努力我们斗争我们奋斗的结果，其实不是。记得我小时候很顽皮，喜欢用唾沫吐蚂蚁玩，我的唾沫落到哪个蚂蚁身上，哪个蚂蚁就回不了家了，无论蚂蚁怎么奋斗都改变不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头上也有这么一个顽皮的孩子，人类能不能回家也取决于他，我越来越相信在一点。否则你无法解释中华民族每当岌岌可危时总会突然发生伟大的转折，发生激动人心的伟大转折。这是我们讲的第八个转变。
第八个转变，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由单纯的GDP指标转变为社会人文发展的综合指标。这个转变我为什么把他列进来呢？因为它将迫使我们政府的各级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去关心民生疾苦，关心社会人文的综合发展，从而超越各级官员个人政治品质的制约，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会在客观上去做些好事，因此我也把他列为一个伟大的转变。前面曾经提到，用GDP指标衡量政府政绩，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按照这个标准，焦裕禄那种绿化沙漠的干部是坏干部，而把青山砍光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世界上再也没有如此罪恶荒唐的标准了。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我们许多干部的贪污受贿完全是被这种制度逼的。现在衡量标准改变了，我们的干部可以真正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重建我们的家园了。用黑格尔的话讲，现在进入了正反合发展的合的阶段了，用马克思的话讲，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了。前面说过我们党有三个28年：前两个28年是肯定阶段，28年的民主革命和2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28年是否定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否定阶段；走了个“之”字型的曲折道路。现在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即否定之否定阶段，由于这第三个阶段是在吸取前两个阶段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能够全面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史的这个三分法也符合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中国历史就是三分之二的统一发展，三分之一的分裂倒退，这或许是中华民族冥冥中的一种定数。无论是不是定数，中国都已经进入了全面复兴的第三阶段，可以说，只要目前的中央政治路线不被推翻不改变，哪怕只要能坚持三年，只要中国的左翼斗争能再坚持一年，我想乌有之乡这些网站再坚持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中国现在左派右派的大论战，就将肯定会演变成为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从而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次伟大转变再次表明了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当这个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大祸的时候，她体内那种医学家所讲的生命应急机制就会突然启动，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我们客观地讲，胡锦涛温家宝并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种天神般的伟大君主，他们为什么能完成这个伟大转变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就是中华民族的应急机制在起作用。当然我们说胡温不是天神，并非是一件坏事，在当今这个政治家平民化的时代，我们产生了两个平民化的政治家，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幸运。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是神圣的，工业社会的政治家是卓越的，那么信息社会的政治家则是平庸的，就像会计、医生一样，只是一个纯粹的分工，这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面对中国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总让人感觉到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预设的过程，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黑格尔、康德这些大思想家，以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最终都认为历史是一个预设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所能安排我们所能决定的过程，甚至我们本身就是这一预设过程的一部分。人们总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我们努力我们斗争我们奋斗的结果，其实不是。记得我小时候很顽皮，喜欢用唾沫吐蚂蚁玩，我的唾沫落到哪个蚂蚁身上，哪个蚂蚁就回不了家了，无论蚂蚁怎么奋斗都改变不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头上也有这么一个顽皮的孩子，人类能不能回家也取决于他，我越来越相信在一点。否则你无法解释中华民族每当岌岌可危时总会突然发生伟大的转折，发生激动人心的伟大转折。这是我们讲的第八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