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诸葛亮和周瑜分别在手掌中写下一个“火”字，两位天才将领都对局势有了共同的直觉，综合领悟出必须火攻。可是当真的准备火攻时，才发现需要东风。事先没有考虑到东风这一关键因素，正是直觉综合思维的弱点；这只有通过精确的、细致的分析才能发现。“火攻”是灵感，是综合直觉悟出的道理，是中国式思维的优点；没有考虑到东风这一条件，则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是缺乏分析的可怕后果。如果没有“借东风”这场戏，火烧赤壁就失败定了。
领悟思维使中国人很早就在数学上有惊人的发现。十进位的发现是一个突出例子。我们很难说清楚十进位是怎样发现出来的，只能说是一种非常卓越的领悟。古埃及人如果要写二百五十三这个数，就只能在最前面画两个百字图形，中间画五个十字图形，最后画三个一字图形。中国人却很简单地在百位处写２，在十位处写５，在个位处写３，就构成２５３这个数。十进位隐含在其中。
在伦理学上，综合方式轻视个别部分的作用和短时期的功能，强调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长远；一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一代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子孙万代的利益。这类在中国人看来理之当然的观念，对其他民族则未必被认同。
某种程度不妨把中国人的上述综合领悟式思维称作“围棋思维”。围棋是中国的发明，它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精确分析思维的影响，把一目半目的胜负视为最终目标，这和中国人原来的兴趣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看，围棋的思维方式仍然能体现中国的思维传统。
围棋的黑子、白子都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单个的子没有独立性，无足轻重；一切得看这一子在全盘棋局中的地位－－它和其他子的关联而定（这和伦理观念中个人的地位多么相似）。围棋没有固定的攻击目标，只要能在棋盘上任何一处夺取地盘就行。
国际象棋已经被电脑干预，棋手完全可能被电脑战胜；围棋则不可能。围棋的下法太多，多到再快的电子计算机也不可能应付（现代最快的电子计算机也要一两年才能走一步）。下围棋无法用精确分析的方法，只能靠综合领悟，靠直觉的天赋。比如，围棋讲究“形”和“势”，似乎占优势，但“形”不好，就可能转化为劣势。敌方的阵地，本来不可能打入的，一旦自己一方在附近的子多，形成“厚势”，就可以因外势变化而“占势欺人”，乘势打入。
下围棋的人都知道“脱先”的重要。但何时能脱先却不容易判断。该抢先手而不抢，就会坐失良机；但不该抢而抢了，就会吃大亏。这很大程度依靠对全局的综合判断，权衡轻重得失。围棋不能孤立地考虑一块地盘的得失，必须考虑所有各块棋的关联；常常一块棋本是赢的，因为周围的棋发生变化而转化为败棋。许多块棋交互作用，形成错综复杂的局势。这种错综复杂局势从局部说可以精确计算，但从整体上说则无法靠精确分析判断其未来发展，只能靠综合直觉去把握。
围棋中的转化非常多：这块棋交换那块棋，死棋变为活棋，“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虚张声势”、“暗渡陈苍”、“无中生有”、“死中求活”……特别是在布局时，表面分散、互不关联的子，隐伏着未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不是绝对的，有多种转化可能，再高明的棋手也不能预言其变化，下棋下得好，不可能不靠综合直觉与领悟。
说到转化，应该指出中国的综合领悟思维特别重视事物之间的转化。老子的《道德经》和《易经》一个强调阳刚，一个强调阴柔，但都共同对对立面的转化作了十分高明的论述：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易》比老子优越之处是它指出转化的条件。如剥卦六爻中，下面五爻是阴爻，最上一爻是阳爻。阳爻处于顶端，下一步即将转入最下层；而阴爻呈全面上升之势。这是一个走向坏结果的形象。相反，复卦六爻中，下面五爻是阳爻，上面一爻是阴爻，阴爻处于即将崩毁之势，阳爻全面上升，其象大顺。所以《篆辞》说：“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
这种对立面相互渗透转化的思维，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广大人群中。中国人运
用这种辩证思维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从不利中找寻有利的因素，是形成乐观主义的原因之一。
哲学家讲剥、复，泰、否的转化，讲阴阳两极的交互作用与转化；文学家则说：“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普通人群用通俗的语言发明了大量类似警语：“时来运转”，“天无绝人之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人有旦夕祸福，马有转缰之危”，“舍钱免灾”，“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置之死地而后生”，“狗急跳墙”，“吃小亏占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