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无疑在中国现代文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宗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理念，武功修炼融合了大量中医，自然，哲学与宗教的成份。武侠小说的大师们对中国武术及儒道佛的经典能够烂熟于心，不单能在外形层面上将武打场面描绘得眩目惊世，而且在文学底蕴上也能够将最深层的传统文化拿来做武打动作与故事情节的支撑。非但中国少年迷恋不已，而大量中年人士和外国人也纷纷为之倾倒。然而，武侠的情节均出于想像，并非来自于现实，而哲学等文化却是思维充恰和现实锤炼与验证的结果。这一根本的分野导致了武侠与其借以自况的文化之间的本质性隔阂。武侠小说借传统文化来玩深沉，而传统文化也就通过这种不相关的方式将自己的名声广布天下。武侠小说是娱乐与商业性的东西，短期获利与网罗读者就是成功。中国传统文化一方则不同，长期的影响与内涵的精确阐释才是根本。文化的名词通过武侠小说得到传播是好事，但是传播的过程也将文化本身原有的内涵泛化，撕裂了文化中诸多概念间的本质联系，抛弃了大量由现实生活证实并积累下来的人文历史属性，而附加了众多来源于主观臆测与空灵绝想的东西。武侠小说的盛行对中国文化并非幸事，它带来了对中国文化的严重误解。
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的本质很相似。由于前者更贴近现实，所以其中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就更容易被成长过程中的人所接受。由于这些观念不是由现实生活检验和沉淀而产生，而是作者放纵情感想像而得来的产物，所以就比那些有价值的现实观念更容易被希望同样陶醉在情感想像中的青少年所接受。书中的观念对读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在中国某个时间段的文化界有某某公害之说。这里的言情小说是专指那种泥于情，以情为卖点的小说而言，并非泛指。上文所提及的武侠小说也是同样的意思。
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是娱乐产品，虽然艺术造诣的成份必不可少，但毕竟还有主次之分。娱乐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消耗时间和消费金钱最多的文化形式，其重要性与合理性完全没有必要在舆论中用艺术来装点。当代中国为了追求效益将娱乐与艺术甚至更高层次的文化相混淆是不负责任的，将会遗害无穷。同样地，中国政府在礼仪教化方面的文化层次混淆则更危险。儒家崇礼，如今的政府也大力提倡精神文明与道德礼仪。但是儒家的礼本质上是社会结构与秩序，而精神文明是相对于人类物质需求而言的人们在灵性哲学宗教层次的追求，而不是如今的待人接物与风俗习惯。政府将人类社会灵魂性的概念弱化到行为举止的层次，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是误国误民的。
政府对文学的强力介入将文学变成了一潭死水，文学忠于政府甚过忠于现实。政府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比较难处理。由于文学艺术的天生缺陷，很多有天赋的文学家艺术家往往在其他能力方面尤其是谋生技能上较差。政府的漠视导致很多文学家艺术家穷困潦倒，英年早逝。问题的另一面，政府如果支持过多，文艺界的结构就会趋向死板，文艺就会丧失活力，文艺的灵魂就遭到窒息。文艺界就变成了谋生的圈子，而不是创作的天地，新鲜的思想方法审美角度难以产生。政府的原则是以稳定为主，民众的行为可以有章可循；而文艺却是以自由为灵魂，以激情为动力。所以，政府控制文艺，无异于对文艺的扼杀。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投桃报李是古来的惯例，也是人的良心所向，那么政府给资金支持，文学当然要为政府服务。这样的文学艺术就失去了自己的活力和创作的自由。八十年代以前，歌功颂德一度是文学艺术的最大功能。体现政府的功绩是文学艺术表达功能的一部分，表现现实生活则是文学艺术的灵魂与生命，不能将文学艺术的客观功能凌架于其灵魂与生命之上。文学艺术的理想支持在于社会和民众。人们崇尚某种文学艺术的时候，此类大师就会很容易谋生，自己的成果就更容易换来经济收入与社会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