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统治中国，台湾近达半个多世纪，其权势熏天，然而来自异邦的蒋经国之妻蒋方良，却始终过着近似传统中国农家妇女的生活，几乎从未像国际间其他第一夫人那样，体尝“妻随夫贵”的滋味。
有舆论称：蒋方良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在蒋介石病逝后的每年“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她都出现在阅兵台一角，形单影只，从不抢眼。蒋经国病逝后，她悲怆地坐在轮椅上送葬，终于成为注目焦点。她虽受瞩目，却依然隐秘，不被了解，少有人知道她在台湾如何自处，以及她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蒋方良不求名利，不揽权势，把一生完全奉献给中国丈夫、儿女。
蒋方良的俄文原名叫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简称芬娜)。对于她的出身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蒋方良的娘家原是个大地主，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家产被充公，变成小康之家。一种说蒋方良出生于普通铁路工人之家，从小父母双亡，是苏维埃政府把她抚养大的。18岁那年，她与在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的中国的铁腕人物蒋介石的长公子蒋经国结下了一世情缘，从而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关于蒋方良与蒋经国的结合，还有一段令人称道的英雄救美佳话。
蒋经国是1925年底赴苏留学的。那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击北洋军阀的时期，受新思潮与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许多有志青年都把赴苏留学当作最有实际意义的一步革命行动。蒋经国是热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后，他多次给父亲写信，要求支持他赴苏留学。蒋介石当时还属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当然，蒋介石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让蒋经国赴苏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学一点政治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以便将来对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中下游之际，蒋介石从背后向革命势力开了一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共清党政变，致使中国上空乌云翻滚。中苏两国也因此而变恶，蒋介石的长公子被斯大林一度充当人质，送到俄国西伯利亚进行改造。在此期间，蒋经国以极大的工作热情与政绩赢得了同行与苏联当局的信赖，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
就在蒋经国任职重型机械长领导期间的一天晚上，他从工厂走回宿舍，当他走到工厂旁边的小树林边时，看到一个彪形壮汉正拦截一位下夜班的青年女工，欲施暴力，意图不轨。蒋经国连忙上前制止，那壮汉见他个子小，不将他放在眼里，大声喝到：“你给我滚开！”蒋经国气愤至极，他一言不发，挥拳向大汉猛击，三拳两脚就把大汉打倒了。大汉急忙爬起来跑了，姑娘此时回过神来，非常感激这位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厂长。蒋经国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姑娘告诉他叫“芬娜”，是刚从技校毕业分到他们厂工作的。这一段英雄救美人的传奇遭遇，使他们暗暗相爱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蒋经国到工厂技校上课，芬娜必去听课，并且坐在第一排。在一个周末，勇敢的芬娜主动邀请尼古拉厂长跳舞，舞间她向他表示了真挚的爱，当然，芬娜是在蒋经国危难时刻向他表示爱慕之情，决没有想当中国的“第一夫人”，更没有想到她能够当上中国的“第一夫人”。1935年3月，蒋经国与芬娜，这对异国的情人，在苏联党政机关的特别批准下结婚了。婚礼是隆重的，披着雪白礼服的新娘和西装革履的新郎，首先向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三鞠躬，然后互相鞠躬，信誓旦旦：“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对于这段异国恋情滋生的经过，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日子》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这样提及：
“我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几年，芬娜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每逢我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并加以援手。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另据他们的媒人——龄高八十的玛丽亚，在西伯利亚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回忆：少女时代的芬娜不仅面目清丽，走路姿态也特别高雅迷人。这对情侣常去海边游泳，“尼古拉很听芬娜的话，他对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满意。”
1935年前后，蒋经国、蒋方良在苏联海滨度假。
就在蒋经国结婚当年12月，芬娜生下了他们的长公子蒋孝文，小名爱伦。翌年，又生下一女，取名蒋孝章。回国后，又于1945年和1948年分别生下了蒋孝武与蒋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均为“老总统”蒋介石所赐。
20世纪30年代末，孝文出生。
爱伦出生后，使蒋经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对芬娜更加宠爱。西安事变爆发后，蒋经国心急如焚，向苏联当局数度提出回国申请，均遭拒绝，同时还取消了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此际，芬娜替丈夫担起生计重担。蒋经国在笔记中写道：
“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6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3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文章摘自《国民党党首的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