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资本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接待的外宾们来到工商业者家里参观时，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历经时局动荡的民族资本家们来说，当共产党进入“十里洋场”，热烈接纳或者观望、犹豫，心态不一。他们最为关心的有两个问题：国家能不能独立安定？企业能不能赚钱？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6年，成为民族工商业积极改造的6年，它们逐渐被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时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大转折。
荣家的选择
“不得了，不得了，解放军进来了，全部睡在马路人行道上呢！”徐令娴家的花园洋房在高安路1弄11号，1949年5月25日早上，出门买菜的厨师回来叫嚷开了。头天晚上，徐家人站在四楼的大露台上，看见远方的天空有红色火星飞来飞去，晚上朦胧听见“噼啪噼啪”的响声，没想到解放军已经悄无声息地到了自家马路边。
徐令娴的父亲徐美峰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的经理，南京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产业庞大、为人威望高而被称为“南京的刘靖基”。他在上海高安路的家人住在1948年刚刚搬进的大花园洋房里，这座四层高的建筑相当时尚，院子里有荷花池，一楼有酒吧，二楼玻璃花房，四楼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健身房。做水泥生意的徐美峰从南京运来最好的水泥，窗户的铜和铁全是英国名牌，木地板用侧面拼接，因此厚度有好几寸，十分耐磨。浴室里的进口大理石浴缸，能够充分满足徐家人“全是又大又胖的身形”。
解放军这一进城，如今88岁的徐令娴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若是个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有产阶级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徐家出来，穿过高安路小学的弄堂，就来到荣毅仁家的公馆──康平路71号，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则住在不远处的高安路18弄。徐汇区的这一带核心地段，聚集了工商界的不少名流。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商界的各种活动，徐令娴成了荣家的朋友。
“荣毅仁在家排行老四，原本地位并不高，为人非常谦虚。荣太太杨鉴清是个特别柔软的人，内向寡言，非常善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活动，一般都是我先去接她，然后送她回去，她胆子比较小。”荣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是第一大户，荣宗敬1938年病逝后两房分开，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荣家子侄多数离开上海，带走了大量资金，留下33岁的荣毅仁挑起申新的一副大担子，申新纱厂和福新、茂新面粉厂由他总负责。
如今94岁的孙更舵是接管上海的干部，当时作为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孙更舵，主管私营企业的贷款，因此和荣毅仁成为好友，甚至被戏称为“荣毅仁的财神爷”。他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孙更舵是上海浦东人，与荣毅仁只差两岁，因此非常谈得来。他说荣毅仁一口无锡话，为人随和而有礼。本来以荣毅仁的资历和年纪，在上海工商界应属晚辈。但是由于荣氏资产大，共产党特别希望他能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因此十分重视荣毅仁。“荣毅仁是个比较爽气的人，他敢于发表意见，善于言辞，非常容易与人打交道。”
孙更舵说，上海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工商业，其中包括大力扶植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工业，比如鼓励他们进口外棉，免征进口关税。荣氏家族的申新总管理处成立后，约定其业务款项存储于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给以专项贷款。新政府愿意贷款给申新各厂恢复生产，消息传到香港后，使得资本家很受感动，好几位股东从香港汇回资金或运来原棉。
对于荣氏企业的发展，孙更舵说，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数私营企业都生存困难，资产原料被大批卷走，荣毅仁的申新也不例外。“好多资本家来找我诉苦，讲企业发展困难，希望政府多给资金帮助。我也不能完全信他们的话，有些资本家海外还有存款，但是开口向政府要钱。所以我们都要一一经过考察，决定如何贷款给他们。”
与老派资本家比较，孙更舵觉得荣毅仁是个积极的人，有相对单纯的一面。“1958年我和他一起下乡到嘉定，我负责他的改造过关，与他同吃同住3个月，我说自己这是陪公子读书。”荣毅仁开着一辆吉普车和孙更舵下乡考察，有个叫外冈的地方没法走汽车，孙更舵便打个背包决定走进去。“他看见我打了背包，他也打个背包，这个大公子以前完全不知道乡下的生活，所以处处感到新鲜。”荣毅仁从来不用操心家务事，因此不会照顾自己，“穿着一身的棉毛衫，走到汗湿透了也不知道脱下来，晚上看见稻草堆就躺上去睡着了”。此时的荣毅仁处在“小开派”挨整的阶段，但他并没有什么怨气，“真心想跟上形势，积极进步”。
在同住的3个月里，荣毅仁谈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过得也很艰难啊，我父亲和伯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放松侵略中国时发展起来。我父亲一辈子办工业，救国图强，父辈曾经把希望寄托到国民党身上。但是蒋介石上台后第一手竟是无端通缉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万银元。宋子文又想吃掉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荣德生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绑架，敲去了不少美元。我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国家不强盛，企业发展很艰难。共产党来的时候，本来我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政府让申新恢复了生产，我真是很感激。”
观望
而当年解放时，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上海时局日紧，各人自打算盘。上海市工商联研究员王昌范说，当时上海的大户资本家，有“两会”作为市级工商业组织联系大家──旧时的上海市工业会和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商会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 。这些工业会或商会以及各种同业公会，基本上是商家们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一种媒介。
在变化的政治时局前，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户们，各自有不同的前途主张，并不会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观望心理甚重。
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孙更舵对本刊记者说，对于更加洋派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来说，他的观望情绪更重。1888年出生的刘鸿生早年肄业于圣约翰大学，因为精通英文又头脑灵活，21岁就成为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在上海的第一号买办。刘鸿生办起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水泥厂，独占上海水泥市场；之后他开设中国企业银行、建码头、创办煤矿，是上海有名的“企业大王”。让这些有影响力的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成为共产党恢复工商界生产的重点。
上海解放前夕，刘氏是一个复杂的大家庭，这里面的成员有各种政治倾向，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缩影。刘鸿生的六儿子刘公诚是秘密中共党员，老二刘念义和老三刘念礼为了看管刘氏企业，在上海沦陷区留下未走，同敌伪难免有些牵连。
刘鸿生后来曾对朋友们讲：“我以前认为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人来管。”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两个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子女教育”。他把子女11人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4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日。刘鸿生的想法是，将来无论哪一国来管中国，他家都有留学生出面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
国民党撤离前也极力拉拢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刘鸿生被迫去了广州，又转道去了香港。徐令娴老人与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交情较深，她对本刊记者说：上海解放后，第一艘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刘念义等前来动员工商业者回家。随后黄炎培、章士钊、黄绍 等也到香港介绍共产党的新政策，吸引了刘鸿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一批工商界和金融界有影响力的人回到上海。这些大资本家非常惦记自己几十年创下的企业，又不愿意留在外面做“白华”，既然共产党扶植企业发展，国家又非常安定，为什么不回去继续发展呢？
副市长与“小开”
抗战时的孤岛上海，对共产党并没有太多感情，再加上国民党关于共产党人“共产共妻”的宣传铺天盖地，共产党军队究竟会以怎样的面貌来个亮相呢？
解放军睡马路，成为上海人谈起解放军的共同回忆，充满着欢愉的情感。“上海人的隐私意识可是非常强的，这可不像部队在乡下打仗，如果土八路闯进了民宅，那可是不能接受的。”当年经历解放的老人家还向记者提到有趣的一幕，解放军睡马路影响确实很好，可是这么多人的大小便却成了问题。有山东籍的士兵向墙角大小便，部队里上海籍的人提醒他们，这样老百姓肯定有意见。最后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掀开马路上的阴沟盖大小便，一旦有人要解决需要，其他士兵就围着阴沟盖站成一圈做掩护。
向共产党提出“睡马路”这个做法的，却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里边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盛丕华。盛丕华作为民主人士，担任了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盛丕华和他热心共产党事业的儿子盛康年，成了团结上海资本家靠向共产党的一股力量。解放上海前，盛丕华就北上见到毛主席，为解放上海提了不少实际意见。
今年96岁的胡实声是盛丕华的姨侄，与堂兄弟盛康年年纪相当，说起盛丕华何以能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一个领袖人物，胡实声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资本家有两种，一种是大资本家，各有利益，对国民党政府有依赖，并没有团结成一股力量。反而是盛丕华这样的中产阶级，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自己的政治诉求比较强。”盛丕华带头组织了团结中产阶级的“中社”，在南京西路的静安别墅进行一些偏向进步的活动。
盛家家世并不显赫，盛丕华年轻时从宁波来到上海银楼当学徒。虽然受到正规教育少，但是他一生读书练字，自学不辍，因此见识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商人。堂侄盛吉甫记得，叔父盛丕华的书橱里不见“四书五经”，倒是有一本王充的《论衡》，随着时代变化，他的书橱里又添加了《孙中山集》、《朱执信集》、《国富论》以及《新青年》等。原本与杜月笙、陈布雷、蒋介石有过交往的他，不想再和他们多打交道。
盛丕华在同辈商人中，有一个外号叫“尝试先生”，他尝试过的工商业有煤号、渔业、纱厂、百货、酒店、电影等等。那时候许多旧式商人还不知物品交易所为何物，盛丕华从经济书籍中知道交易所是资本市场，积极参加。于是工商界很多人士搞新产品，都乐意来找盛丕华，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当时由于领事裁判权还没有废止，上海商人最害怕同外国人办交涉。而盛丕华为了“四大”钱庄清理事，跟洋人不但打官司，还居然一直打到国外法院，把官司打赢了，这样一来，盛丕华在工商界的名声就更响了。研究者王昌范说：“盛丕华有上海商人的细致认真，为人又十分谦虚，非常稳重，因此得到很多大资本家的信任，托他来照管生意。”
盛丕华的儿子盛康年是有名的“小开”，因为盛家的红棉酒家成了进步人士的聚会场所，大家便叫他“红棉小开”。盛家算不上巨富，但是在6个姐妹的包围中，唯一的儿子盛康年十分得宠，养成了十足的少爷脾气。虽然他是开美科药厂的副经理，上下班却并不准时，非常随性。由于受共产党地下党员吴德峰(解放后任武汉市首任市长)的影响，盛康年反而对帮助共产党的工作十分认真。
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之前北上的盛氏父子与解放军一同南下，盛康年换下中山装便穿上日常的西装，开始找荣毅仁、经叔平等做工作了，胡实声说：“上海的工商界也并不是很好接近的，太左的‘土八路’可能完全跟他们谈不拢，所以康氏父子这样的民主人士最适合，他们本身就在工商界有影响。”盛家的开美科药厂总经理是谢曜，他与荣毅仁、经叔平等是圣约翰的同学，非常熟悉，盛康年便通过谢曜认识了荣毅仁等人，由于年纪相当，又都是“小开”，因此很快便谈得来。盛康年又将共产党的干部介绍给他们，后来便有了陈毅、潘汉年与荣毅仁的直接接触。
盛康年的妻子周素琼如今已是95岁的老太太，住在武夷路一间陈设简单的房间里，虽然生活简单，却仍旧有着大户人家小姐的气派，衣着配饰相当讲究。周素琼的父亲是当年上海有名的富商周纯卿，周家拥有上海的“一号汽车”，周家花园便是如今上海静安区的青少年宫所在地。“小开”盛康年娶妻提出过“三条”：要么找个最漂亮的，要么找个最有学问的，要么找个最有钱的，最后盛康年娶了家世背景远远高于自己的周素琼。
周素琼向本刊记者讲起陈毅和荣毅仁的第一次见面，盛康年犹豫着找个什么样的地方合适，“我便说去我父亲家的花园洋房吧，里边环境好。头道门汽车可以开进来，二道门的紫藤棚可以停放汽车，门一关与外面隔绝，也很适合做保卫工作”。刘靖基也参加了这次家庭聚餐，陈毅、潘汉年向他们讲明共产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荣毅仁渐渐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既是新中国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
接纳
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做的秘密工作，超出了上海人的意料。徐令娴回忆起解放时还对共产党的形象一无所知，自家开的广大药房突然接到电话，说卢绪章让他们送饭给金门饭店的共产党人。徐家这才知道，“卢绪章、杨延修居然是共产党！他们成了接收大员”。
原来新中国成立前闻名上海的广大华行，正是共产党员卢绪章、杨延修装扮成大资本家经营的产业，他们将赚来的钱用于中共活动，被称为中共的第三条秘密战线。而徐令娴的父亲与卢绪章等合资开办了广大药房，在徐令娴心目中，卢绪章是比自家还有钱的大资本家，“我结婚时的汽车就是找卢绪章借的，新婚后去他家的大宅子吃饭，那么多佣人、奶妈，家里开着大派对，我怎么会想到他是共产党呢？”新中国成立前，卢绪章突然提出撤股，去了香港。当他以共产党身份回来接收上海时，给所有熟悉他的资本家一个特别大的震惊。不过徐令娴说：“正是因为卢绪章，我家对共产党的印象一下子特别好，他那么一个和蔼正派的人，居然是个共产党。”
陈毅和潘汉年给上海工商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孙更舵说，陈毅说话有魄力，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潘汉年在共产党内是有些“小开”气质的人，与工商界打交道非常合适，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胡实声说，潘汉年对于上海的历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了如指掌，他做工作大家很服气。
孙更舵记得，刚解放时由于美蒋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美棉进不来，棉花供应十分紧张。申新厂子大，几百担棉花只够一天。由于申新各厂纱的存量还比较多，荣毅仁向市纺织工业局、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花纱公司等提出，干脆你供应棉花，我加工棉纱，工厂赚工缴费，实行加工订货。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到全市纺织行业。在1950年北京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荣毅仁建议的加工订货办法，适应当时国家调整经济政策的需要，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盛丕华说：“这下我们都是‘股东’，共产党是‘经理’了。这个‘经理’是可以相信的，他没有吃过败仗。这种做法叫做共产党保你赚钱。”
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加工订货被看做“把私营工业的生产，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
这一段时间，徐令娴告诉本刊记者：“共产党来了，资本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国家安定人民齐心，因此解放时留下来的资本家感到十分满足。”徐家在高安路的花园洋房，成了上海市政府接待外宾的一个“样板房”，每当有国外的高级官员前来访问，上海市统战部部长领导便会来徐家细致地检查一遍，“乒乓球拍换换新的，荷花池的水弄干净些”。外宾来之前，徐令娴便脱下列宁装，换上最好的衣料做的旗袍，从高级饭店订来饭菜招待外宾。外宾们谈话的主题无一例外的是：“你们资本家怎么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徐令娴便用自己展示出来的生活给外宾最好的回答。
“五反”与公私合营
在1950年下半年，上海的轻工业日用品市场大大活跃起来。一方面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的军需品，一方面1950年秋季开始的土改后农村购买力变得活跃，而刚刚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也增加了对消费资料的需要。于是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一些资本家开始抗拒加工订货，自产自销的利润要大得多。于是以打击“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反”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了。
回忆起“斗争”的情形，徐令娴说，很少经历群众斗争的资本家感到非常害怕。后来陈毅提出把全市中上层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303户，集中起来学习，进行背靠背的斗争。荣毅仁、经叔平、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等都在303户之列，徐令娴因为父亲的产业大，也成为303户中的一员。资本家必须写材料交代自己的偷税漏税等行为，刘念义交代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初有80万美元存在美国，原本不打算调回国内。徐令娴的丈夫钱家镖师、广大药房的经理，每天晚上都为写材料而发愁，“不管写偷税漏税多少，都是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交代”。好在后来政府通过实际核查，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平安过关了。
上海市民建组织了工商业者的家属委员会，将荣毅仁、经叔平、刘念义等人的太太们组织起来，支持共产党的新政策。上海市妇联提出建立一个大户资本家的“老太组”，将老板们的母亲或是太太组织起来，了解新政策。活跃分子徐令娴聚集了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家的老母亲、天厨味精厂老板的母亲、颜料大王贝家的母亲等等，在徐家一楼的大客厅里聊天开会。这些习惯旧社会的太太们，过去从来没有开过会，来到徐家感到很新鲜，“过去大户人家有自己的架子，不轻易来往，现在组织她们出来了解新的政策，老太们感觉和子女共同话题多了，非常高兴”。
在共产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下，私营工商业大部分逐渐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孙更舵这时候主管公私合营，“这是大势所趋，所以资本家也希望积极跟上形势”。到1955年10月，接受政府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92%。1954年9月，申新集团正式宣布公司合营。1956年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陈铭珊等8人抬着各行各业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头。荣公子名声很大，孙更舵说，“人群中有人问，哪个是荣毅仁？哪个是荣毅仁？”就有人指着前面个子高挑、举着旗子的年轻人。“上海大工商业者的带头合营，为全国公私合营工作顺利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6年，成为民族工商业积极改造的6年，它们逐渐被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时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大转折。
荣家的选择
“不得了，不得了，解放军进来了，全部睡在马路人行道上呢！”徐令娴家的花园洋房在高安路1弄11号，1949年5月25日早上，出门买菜的厨师回来叫嚷开了。头天晚上，徐家人站在四楼的大露台上，看见远方的天空有红色火星飞来飞去，晚上朦胧听见“噼啪噼啪”的响声，没想到解放军已经悄无声息地到了自家马路边。
徐令娴的父亲徐美峰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的经理，南京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产业庞大、为人威望高而被称为“南京的刘靖基”。他在上海高安路的家人住在1948年刚刚搬进的大花园洋房里，这座四层高的建筑相当时尚，院子里有荷花池，一楼有酒吧，二楼玻璃花房，四楼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健身房。做水泥生意的徐美峰从南京运来最好的水泥，窗户的铜和铁全是英国名牌，木地板用侧面拼接，因此厚度有好几寸，十分耐磨。浴室里的进口大理石浴缸，能够充分满足徐家人“全是又大又胖的身形”。
解放军这一进城，如今88岁的徐令娴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若是个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有产阶级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徐家出来，穿过高安路小学的弄堂，就来到荣毅仁家的公馆──康平路71号，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则住在不远处的高安路18弄。徐汇区的这一带核心地段，聚集了工商界的不少名流。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商界的各种活动，徐令娴成了荣家的朋友。
“荣毅仁在家排行老四，原本地位并不高，为人非常谦虚。荣太太杨鉴清是个特别柔软的人，内向寡言，非常善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活动，一般都是我先去接她，然后送她回去，她胆子比较小。”荣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是第一大户，荣宗敬1938年病逝后两房分开，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荣家子侄多数离开上海，带走了大量资金，留下33岁的荣毅仁挑起申新的一副大担子，申新纱厂和福新、茂新面粉厂由他总负责。
如今94岁的孙更舵是接管上海的干部，当时作为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孙更舵，主管私营企业的贷款，因此和荣毅仁成为好友，甚至被戏称为“荣毅仁的财神爷”。他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孙更舵是上海浦东人，与荣毅仁只差两岁，因此非常谈得来。他说荣毅仁一口无锡话，为人随和而有礼。本来以荣毅仁的资历和年纪，在上海工商界应属晚辈。但是由于荣氏资产大，共产党特别希望他能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因此十分重视荣毅仁。“荣毅仁是个比较爽气的人，他敢于发表意见，善于言辞，非常容易与人打交道。”
孙更舵说，上海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工商业，其中包括大力扶植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工业，比如鼓励他们进口外棉，免征进口关税。荣氏家族的申新总管理处成立后，约定其业务款项存储于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给以专项贷款。新政府愿意贷款给申新各厂恢复生产，消息传到香港后，使得资本家很受感动，好几位股东从香港汇回资金或运来原棉。
对于荣氏企业的发展，孙更舵说，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数私营企业都生存困难，资产原料被大批卷走，荣毅仁的申新也不例外。“好多资本家来找我诉苦，讲企业发展困难，希望政府多给资金帮助。我也不能完全信他们的话，有些资本家海外还有存款，但是开口向政府要钱。所以我们都要一一经过考察，决定如何贷款给他们。”
与老派资本家比较，孙更舵觉得荣毅仁是个积极的人，有相对单纯的一面。“1958年我和他一起下乡到嘉定，我负责他的改造过关，与他同吃同住3个月，我说自己这是陪公子读书。”荣毅仁开着一辆吉普车和孙更舵下乡考察，有个叫外冈的地方没法走汽车，孙更舵便打个背包决定走进去。“他看见我打了背包，他也打个背包，这个大公子以前完全不知道乡下的生活，所以处处感到新鲜。”荣毅仁从来不用操心家务事，因此不会照顾自己，“穿着一身的棉毛衫，走到汗湿透了也不知道脱下来，晚上看见稻草堆就躺上去睡着了”。此时的荣毅仁处在“小开派”挨整的阶段，但他并没有什么怨气，“真心想跟上形势，积极进步”。
在同住的3个月里，荣毅仁谈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过得也很艰难啊，我父亲和伯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放松侵略中国时发展起来。我父亲一辈子办工业，救国图强，父辈曾经把希望寄托到国民党身上。但是蒋介石上台后第一手竟是无端通缉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万银元。宋子文又想吃掉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荣德生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绑架，敲去了不少美元。我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国家不强盛，企业发展很艰难。共产党来的时候，本来我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政府让申新恢复了生产，我真是很感激。”
观望
而当年解放时，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上海时局日紧，各人自打算盘。上海市工商联研究员王昌范说，当时上海的大户资本家，有“两会”作为市级工商业组织联系大家──旧时的上海市工业会和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商会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 。这些工业会或商会以及各种同业公会，基本上是商家们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一种媒介。
在变化的政治时局前，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户们，各自有不同的前途主张，并不会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观望心理甚重。
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孙更舵对本刊记者说，对于更加洋派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来说，他的观望情绪更重。1888年出生的刘鸿生早年肄业于圣约翰大学，因为精通英文又头脑灵活，21岁就成为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在上海的第一号买办。刘鸿生办起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水泥厂，独占上海水泥市场；之后他开设中国企业银行、建码头、创办煤矿，是上海有名的“企业大王”。让这些有影响力的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成为共产党恢复工商界生产的重点。
上海解放前夕，刘氏是一个复杂的大家庭，这里面的成员有各种政治倾向，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缩影。刘鸿生的六儿子刘公诚是秘密中共党员，老二刘念义和老三刘念礼为了看管刘氏企业，在上海沦陷区留下未走，同敌伪难免有些牵连。
刘鸿生后来曾对朋友们讲：“我以前认为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人来管。”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两个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子女教育”。他把子女11人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4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日。刘鸿生的想法是，将来无论哪一国来管中国，他家都有留学生出面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
国民党撤离前也极力拉拢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刘鸿生被迫去了广州，又转道去了香港。徐令娴老人与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交情较深，她对本刊记者说：上海解放后，第一艘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刘念义等前来动员工商业者回家。随后黄炎培、章士钊、黄绍 等也到香港介绍共产党的新政策，吸引了刘鸿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一批工商界和金融界有影响力的人回到上海。这些大资本家非常惦记自己几十年创下的企业，又不愿意留在外面做“白华”，既然共产党扶植企业发展，国家又非常安定，为什么不回去继续发展呢？
副市长与“小开”
抗战时的孤岛上海，对共产党并没有太多感情，再加上国民党关于共产党人“共产共妻”的宣传铺天盖地，共产党军队究竟会以怎样的面貌来个亮相呢？
解放军睡马路，成为上海人谈起解放军的共同回忆，充满着欢愉的情感。“上海人的隐私意识可是非常强的，这可不像部队在乡下打仗，如果土八路闯进了民宅，那可是不能接受的。”当年经历解放的老人家还向记者提到有趣的一幕，解放军睡马路影响确实很好，可是这么多人的大小便却成了问题。有山东籍的士兵向墙角大小便，部队里上海籍的人提醒他们，这样老百姓肯定有意见。最后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掀开马路上的阴沟盖大小便，一旦有人要解决需要，其他士兵就围着阴沟盖站成一圈做掩护。
向共产党提出“睡马路”这个做法的，却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里边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盛丕华。盛丕华作为民主人士，担任了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盛丕华和他热心共产党事业的儿子盛康年，成了团结上海资本家靠向共产党的一股力量。解放上海前，盛丕华就北上见到毛主席，为解放上海提了不少实际意见。
今年96岁的胡实声是盛丕华的姨侄，与堂兄弟盛康年年纪相当，说起盛丕华何以能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一个领袖人物，胡实声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资本家有两种，一种是大资本家，各有利益，对国民党政府有依赖，并没有团结成一股力量。反而是盛丕华这样的中产阶级，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自己的政治诉求比较强。”盛丕华带头组织了团结中产阶级的“中社”，在南京西路的静安别墅进行一些偏向进步的活动。
盛家家世并不显赫，盛丕华年轻时从宁波来到上海银楼当学徒。虽然受到正规教育少，但是他一生读书练字，自学不辍，因此见识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商人。堂侄盛吉甫记得，叔父盛丕华的书橱里不见“四书五经”，倒是有一本王充的《论衡》，随着时代变化，他的书橱里又添加了《孙中山集》、《朱执信集》、《国富论》以及《新青年》等。原本与杜月笙、陈布雷、蒋介石有过交往的他，不想再和他们多打交道。
盛丕华在同辈商人中，有一个外号叫“尝试先生”，他尝试过的工商业有煤号、渔业、纱厂、百货、酒店、电影等等。那时候许多旧式商人还不知物品交易所为何物，盛丕华从经济书籍中知道交易所是资本市场，积极参加。于是工商界很多人士搞新产品，都乐意来找盛丕华，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当时由于领事裁判权还没有废止，上海商人最害怕同外国人办交涉。而盛丕华为了“四大”钱庄清理事，跟洋人不但打官司，还居然一直打到国外法院，把官司打赢了，这样一来，盛丕华在工商界的名声就更响了。研究者王昌范说：“盛丕华有上海商人的细致认真，为人又十分谦虚，非常稳重，因此得到很多大资本家的信任，托他来照管生意。”
盛丕华的儿子盛康年是有名的“小开”，因为盛家的红棉酒家成了进步人士的聚会场所，大家便叫他“红棉小开”。盛家算不上巨富，但是在6个姐妹的包围中，唯一的儿子盛康年十分得宠，养成了十足的少爷脾气。虽然他是开美科药厂的副经理，上下班却并不准时，非常随性。由于受共产党地下党员吴德峰(解放后任武汉市首任市长)的影响，盛康年反而对帮助共产党的工作十分认真。
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之前北上的盛氏父子与解放军一同南下，盛康年换下中山装便穿上日常的西装，开始找荣毅仁、经叔平等做工作了，胡实声说：“上海的工商界也并不是很好接近的，太左的‘土八路’可能完全跟他们谈不拢，所以康氏父子这样的民主人士最适合，他们本身就在工商界有影响。”盛家的开美科药厂总经理是谢曜，他与荣毅仁、经叔平等是圣约翰的同学，非常熟悉，盛康年便通过谢曜认识了荣毅仁等人，由于年纪相当，又都是“小开”，因此很快便谈得来。盛康年又将共产党的干部介绍给他们，后来便有了陈毅、潘汉年与荣毅仁的直接接触。
盛康年的妻子周素琼如今已是95岁的老太太，住在武夷路一间陈设简单的房间里，虽然生活简单，却仍旧有着大户人家小姐的气派，衣着配饰相当讲究。周素琼的父亲是当年上海有名的富商周纯卿，周家拥有上海的“一号汽车”，周家花园便是如今上海静安区的青少年宫所在地。“小开”盛康年娶妻提出过“三条”：要么找个最漂亮的，要么找个最有学问的，要么找个最有钱的，最后盛康年娶了家世背景远远高于自己的周素琼。
周素琼向本刊记者讲起陈毅和荣毅仁的第一次见面，盛康年犹豫着找个什么样的地方合适，“我便说去我父亲家的花园洋房吧，里边环境好。头道门汽车可以开进来，二道门的紫藤棚可以停放汽车，门一关与外面隔绝，也很适合做保卫工作”。刘靖基也参加了这次家庭聚餐，陈毅、潘汉年向他们讲明共产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荣毅仁渐渐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既是新中国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
接纳
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做的秘密工作，超出了上海人的意料。徐令娴回忆起解放时还对共产党的形象一无所知，自家开的广大药房突然接到电话，说卢绪章让他们送饭给金门饭店的共产党人。徐家这才知道，“卢绪章、杨延修居然是共产党！他们成了接收大员”。
原来新中国成立前闻名上海的广大华行，正是共产党员卢绪章、杨延修装扮成大资本家经营的产业，他们将赚来的钱用于中共活动，被称为中共的第三条秘密战线。而徐令娴的父亲与卢绪章等合资开办了广大药房，在徐令娴心目中，卢绪章是比自家还有钱的大资本家，“我结婚时的汽车就是找卢绪章借的，新婚后去他家的大宅子吃饭，那么多佣人、奶妈，家里开着大派对，我怎么会想到他是共产党呢？”新中国成立前，卢绪章突然提出撤股，去了香港。当他以共产党身份回来接收上海时，给所有熟悉他的资本家一个特别大的震惊。不过徐令娴说：“正是因为卢绪章，我家对共产党的印象一下子特别好，他那么一个和蔼正派的人，居然是个共产党。”
陈毅和潘汉年给上海工商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孙更舵说，陈毅说话有魄力，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潘汉年在共产党内是有些“小开”气质的人，与工商界打交道非常合适，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胡实声说，潘汉年对于上海的历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了如指掌，他做工作大家很服气。
孙更舵记得，刚解放时由于美蒋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美棉进不来，棉花供应十分紧张。申新厂子大，几百担棉花只够一天。由于申新各厂纱的存量还比较多，荣毅仁向市纺织工业局、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花纱公司等提出，干脆你供应棉花，我加工棉纱，工厂赚工缴费，实行加工订货。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到全市纺织行业。在1950年北京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荣毅仁建议的加工订货办法，适应当时国家调整经济政策的需要，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盛丕华说：“这下我们都是‘股东’，共产党是‘经理’了。这个‘经理’是可以相信的，他没有吃过败仗。这种做法叫做共产党保你赚钱。”
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加工订货被看做“把私营工业的生产，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
这一段时间，徐令娴告诉本刊记者：“共产党来了，资本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国家安定人民齐心，因此解放时留下来的资本家感到十分满足。”徐家在高安路的花园洋房，成了上海市政府接待外宾的一个“样板房”，每当有国外的高级官员前来访问，上海市统战部部长领导便会来徐家细致地检查一遍，“乒乓球拍换换新的，荷花池的水弄干净些”。外宾来之前，徐令娴便脱下列宁装，换上最好的衣料做的旗袍，从高级饭店订来饭菜招待外宾。外宾们谈话的主题无一例外的是：“你们资本家怎么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徐令娴便用自己展示出来的生活给外宾最好的回答。
“五反”与公私合营
在1950年下半年，上海的轻工业日用品市场大大活跃起来。一方面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的军需品，一方面1950年秋季开始的土改后农村购买力变得活跃，而刚刚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也增加了对消费资料的需要。于是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一些资本家开始抗拒加工订货，自产自销的利润要大得多。于是以打击“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反”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了。
回忆起“斗争”的情形，徐令娴说，很少经历群众斗争的资本家感到非常害怕。后来陈毅提出把全市中上层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303户，集中起来学习，进行背靠背的斗争。荣毅仁、经叔平、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等都在303户之列，徐令娴因为父亲的产业大，也成为303户中的一员。资本家必须写材料交代自己的偷税漏税等行为，刘念义交代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初有80万美元存在美国，原本不打算调回国内。徐令娴的丈夫钱家镖师、广大药房的经理，每天晚上都为写材料而发愁，“不管写偷税漏税多少，都是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交代”。好在后来政府通过实际核查，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平安过关了。
上海市民建组织了工商业者的家属委员会，将荣毅仁、经叔平、刘念义等人的太太们组织起来，支持共产党的新政策。上海市妇联提出建立一个大户资本家的“老太组”，将老板们的母亲或是太太组织起来，了解新政策。活跃分子徐令娴聚集了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家的老母亲、天厨味精厂老板的母亲、颜料大王贝家的母亲等等，在徐家一楼的大客厅里聊天开会。这些习惯旧社会的太太们，过去从来没有开过会，来到徐家感到很新鲜，“过去大户人家有自己的架子，不轻易来往，现在组织她们出来了解新的政策，老太们感觉和子女共同话题多了，非常高兴”。
在共产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下，私营工商业大部分逐渐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孙更舵这时候主管公私合营，“这是大势所趋，所以资本家也希望积极跟上形势”。到1955年10月，接受政府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92%。1954年9月，申新集团正式宣布公司合营。1956年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陈铭珊等8人抬着各行各业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头。荣公子名声很大，孙更舵说，“人群中有人问，哪个是荣毅仁？哪个是荣毅仁？”就有人指着前面个子高挑、举着旗子的年轻人。“上海大工商业者的带头合营，为全国公私合营工作顺利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