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这部报告书（即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录在内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页，约一百多万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五十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二百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
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事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上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计，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内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共产党面对白皮书的反映。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的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 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关于为什么要围绕白皮书展开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在他的第四篇评论文章《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做了明确的阐述：“现在全世界都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军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的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