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凛冽的寒风中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1948年1月，上海）
在圣诞节前夕，这几具装在棺材里的童尸正等着被送去火化。（1947年12月，上海）
一个摄影记者，当他在抓拍照片时，是无法奢望能够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但是，许许多多类似的悲惨画面都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令我永志难忘！有一次在我拍摄一个慈善机构到医院和大街上去收集儿童尸体的情境时，我的心头充满了悲哀。还有一次，我拍摄了一场街头行刑的过程。它使我不仅感到愤怒、厌恶，而且还极端恶心。最后，三个被处决的人倒在肮脏的土路上，围观的人群也作鸟兽散。这时，罗恩和我才找到一间小酒吧，每人要了两杯双料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大口大口地牛饮起来。但这反倒使我的胃感到更加难受。
还有些时候我是处于恐惧状态的。有一次的经历更令人揪心，说起来都会叫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1949年5月17日凌晨2点39分，那是美军撤退的最后时刻。我登上了上海龙华军用机场里那七架美国货机中的一架。当时，如果共产党军队的机枪手射中领航机，或者直接射到机场跑道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全都会葬身火海。万幸的是，“红军”(the Reds)尚未带着武器及时赶到。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飞机终于安全起飞了，但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开中国的方式。
在一场战争中，通常你只能在敌对的双方中报道一方，但在那段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坦率地说，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有关中国内战的照片会成为对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记载。
许多照片从未被披露过，我希望它们能向今天的读者们静静地诉说。
在冰雪覆盖的田野上，国民党步兵在进行调防行军。（1948年1月，奉天）
国民党兵用刺刀捅进骡车里，探查里面是否藏有“共军”。（1948年1月，奉天）
一个国民党军官在训导一群女俘,诬称她们是供敌方享用的。她们其实是被找来“作秀”的。（1948年1月，奉天）
一支国民党军的给养运输队正开进已受到共产党军队威胁的奉天城。（1948年1月，奉天）
导言
奥里维・谢尔（Orville Schell）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研究生院院长
有如用长纪录片中精选的镜头来构成一部短系列片一样，《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用他所拍摄的这批照片，将中国历史的一个时期定格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得以看到一座伟大的城市──上海的许多掠影，看到它在20世纪40年代末那场政治革命风暴中的各个侧面。
本书所收集的照片，属于20世纪中叶特别风行的一种黑白文献照片的流派。在当时的《生活》杂志里，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它的创始人有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亨利・卡蒂尔-布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garet Bourke-White)、韦恩・米勒(Wayne Miller)、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科内尔(Cornell)以及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们把坚忍不拔、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与敏锐的洞察力和优雅的创作灵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一个遥远的世界呈现到美国人的家里。有幸的是，当时的美国人尚未被随后而来的四处充斥的电视影像熏陶得麻木不仁。
当时，期刊杂志的出版尚未变成被任意填塞乌七八糟内容的大杂烩，《生活》杂志不仅培育了一批在当时也许是整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摄影家，同时，还组织他们与一批同样伟大的作家共同参与了一些项目。这批作家有：约翰・赫西(John Hersey)、西奥多・H.怀特 (Theodore H.White)、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然而的确，这些项目──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新闻学的所谓“太平盛世”──其实是经过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的《时代》-《生活》-《财富》王国（以及它所代表的所有政治势力）严厉审读后的产物，而这批卢斯所聘用的新闻工作者，只不过是在他的督导下完成了一些独特而罕见的、常常是出色的作品集而已。
一位十岁左右的男孩正帮着爸爸推一辆装满木柴的人力车。（1948年4月，上海）
一位妇女正靠在街头喂她的孩子。（1948年4月，上海）
银行发给上海电话公司职员的工资，是一捆捆贬值的纸钞。（1948年3月，上海）
工人们蹲在地上来数钞票。（1948年3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