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浙江籍乡党，鲁迅与蒋介石之间，从来没有过直接交往。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鲁迅对于蒋介石是单方面寄托着美好期待的。
1926 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孟余们的意思，大约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上述文字出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两地书全编》中的第67号原信，这里的“孟余”，就是前北京大学教务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顾兆熊，他与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徐谦、易培基、朱家骅、李书华、李玄伯、陈惺农、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马叙伦、孙伏园、孙福熙、章廷谦等人，同属北京学界主要由曾经留学法国或日本的国民党籍教授学者所组成的“法日派”。“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顾孟余南下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随后又北上武汉，成为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核心成员。
正是为了兑现国民党资深党员、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主任沈兼士的“希望”，鲁迅到广州后，坚决反对代理校长朱家骅和文学院长傅斯年聘请与胡适关系密切的顾颉刚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以至于愤而辞职。1927年4月26日，已经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5月11日，时任国民党武汉政府主办的《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把鲁迅的来信加上编者按，公开发表在由他自己主持的副刊上。
1933年4月，鲁迅把自己与许广平之间的来往书信编辑成为《两地书》，交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以青光书局名义公开发行，其中删改了蒋介石的名字以及与党派立场相关联的大段文字。
在鲁迅的文字记录中第二次出现蒋介石的名字，是1927年6月12日的致章廷谦信:“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我之 ‘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
……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到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这封信中的前一个“介石”，指的是鲁迅北京时期的同乡兼同事郑奠。“孑公”就是当时支持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李济深等人“护党救国”的蔡元培，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介石同志”，自然是继上海1927年4月12日武装清党之后挥师北伐的蒋介石。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他的第一选择是与时任劳动大学校长的易培基继续合作。10月25日，鲁迅应易培基的邀请到劳动大学发表演讲，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篇》。他在这篇演讲的开场白中介绍说:“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但是，鲁迅在易培基那里并没有得到比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更好的待遇。到了1927年12月，反而是被鲁迅斥为“气味不投”的同乡前辈、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给他送来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薪金的“特约撰述员”聘书。一年以后，这笔薪金改为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编辑费”。鲁迅于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依然是照领不误，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时才被裁撤。
鲁迅对于蒋介石还算美好的期待因此终结，不过，他在有生之年点名批评过许多人，却再没有提过蒋介石的名字。
1926 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孟余们的意思，大约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上述文字出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两地书全编》中的第67号原信，这里的“孟余”，就是前北京大学教务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顾兆熊，他与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徐谦、易培基、朱家骅、李书华、李玄伯、陈惺农、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马叙伦、孙伏园、孙福熙、章廷谦等人，同属北京学界主要由曾经留学法国或日本的国民党籍教授学者所组成的“法日派”。“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顾孟余南下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随后又北上武汉，成为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核心成员。
正是为了兑现国民党资深党员、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主任沈兼士的“希望”，鲁迅到广州后，坚决反对代理校长朱家骅和文学院长傅斯年聘请与胡适关系密切的顾颉刚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以至于愤而辞职。1927年4月26日，已经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5月11日，时任国民党武汉政府主办的《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把鲁迅的来信加上编者按，公开发表在由他自己主持的副刊上。
1933年4月，鲁迅把自己与许广平之间的来往书信编辑成为《两地书》，交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以青光书局名义公开发行，其中删改了蒋介石的名字以及与党派立场相关联的大段文字。
在鲁迅的文字记录中第二次出现蒋介石的名字，是1927年6月12日的致章廷谦信:“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我之 ‘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
……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到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这封信中的前一个“介石”，指的是鲁迅北京时期的同乡兼同事郑奠。“孑公”就是当时支持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李济深等人“护党救国”的蔡元培，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介石同志”，自然是继上海1927年4月12日武装清党之后挥师北伐的蒋介石。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他的第一选择是与时任劳动大学校长的易培基继续合作。10月25日，鲁迅应易培基的邀请到劳动大学发表演讲，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篇》。他在这篇演讲的开场白中介绍说:“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但是，鲁迅在易培基那里并没有得到比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更好的待遇。到了1927年12月，反而是被鲁迅斥为“气味不投”的同乡前辈、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给他送来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薪金的“特约撰述员”聘书。一年以后，这笔薪金改为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编辑费”。鲁迅于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依然是照领不误，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时才被裁撤。
鲁迅对于蒋介石还算美好的期待因此终结，不过，他在有生之年点名批评过许多人，却再没有提过蒋介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