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甚至与国家政府“联姻”，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一方面与国家政府分享权力，一方面在政府不能满足其欲望与要求时干着颠覆政府的勾当。
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行动表明，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久远的一种痼疾，黑社会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制度对黑社会有天然的免疫能力，以至于“中国是否有黑社会”一度成为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当700多名黑帮分子被押上重庆的审判台时，我们似乎能逐渐窥探到一个隐秘江湖的部分真相。
联合国的定义是，有组织犯罪即为黑社会犯罪。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近两三百年内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洪门(也称洪帮、三合会，口号是反清复明)、青帮(也称清帮、漕帮，带有白莲教色彩，控制着大运河粮食运输)和哥老会(也称红帮，由私盐贩子和四川一代纤夫水手借鉴洪门规则组成，首领称为袍哥)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他们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抗不公平的待遇，成龙电影《新宿事件》中有一句话可以很好的解释黑社会的成长路径：一帮人因为被欺压，或是为了某些需求众集起来，建立势力之后，势力开始转变为权力。
晚清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甚至与国家政府 “联姻”，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一方面与国家政府分享权力，一方面在政府不能满足其欲望与要求时干着颠覆政府的勾当。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也曾对帮派势力进行教育、改造，以使其为我所用。安源路矿大罢工时，红帮老头子点头答应帮忙，果然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
黑社会往往会依附与某个政治组织，但很少会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深知和政府分享权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这种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黑色江湖是文学影视所喜欢的题材，他们有一套自己奉行的规则。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犯罪学》上解释这一现象：黑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复杂而严密的系统和行为准则，组织内部等级森严，重要成员基本固定，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表现出最为浓烈的犯罪亚文化色彩。
受这种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对黑社会感情复杂，从教父考利昂到中国的小马哥，大量的黑道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道德标准的缺失，因为，从黑社会诞生的那天起，黑道文化就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某种需求。
上海青帮的三位大亨
帮会原本只是个社交的圈子。青帮成为黑社会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当这个社会的主体生病、政府不能维持公平公正时，人们就把帮会当成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民国时，三鑫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
1920年的上海滩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惟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个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治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蒋介石当时的学名)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债务。1922年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缘从彼时开始，最终当上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张啸林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好逸恶劳，进过工厂上过学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外，其他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阀军人，为他移居上海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上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叫杜月生。30岁的杜月生头脑比黄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三十出头的杜月生，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出他的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疏》中的“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从此，他便以杜月笙行世。
最大的贩毒集团
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界租保护伞势力说服“大土行”(毒品公司)移师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收取“保护费”。
三鑫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可以听出来──他们称三鑫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其他公司。
三鑫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西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五六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黄金荣能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鸦片仓储进行巡逻。三鑫公司的鸦片无论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十六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电源都被控制。
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礼对“三鑫”网开一面。对下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时结交了不少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室张载阳，后来成了浙江省省长。据苏智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中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有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
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都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鑫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袁克文在黄赌毒各项中与三鑫无争，但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大总统。
三大亨的暗争与内讧
三鑫公司成立后，黄张杜三人有过长达10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结拜过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二人曾把房子都建在一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便于相互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干爹”。
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赚到大钱，但张啸林在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因为他是个不会满足的人。
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关系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恪守青帮帮规，抗战时也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因此具有民族认同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绪印评论张啸林时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
1937年10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奉了蒋命11月即避至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诺大个上海滩这下子就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们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资敌，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地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除奸，几次未能得手。
据苏智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手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三天就要到了。
1940年8月15日，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除奸成功了。
黄杜二人没有变节
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变节。
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有靠山。尽管日军军官三天两头拜访，软硬兼施，他还是没有落水。
他一生中几次历史转折都过渡平稳，到头来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取保守态度。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捐款捐物，出过不少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航运公司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船只。杜氏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好感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杜月笙：一个很文化的流氓
但是杜月笙与黄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杜月笙的会做人，也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他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使尽浑身解数，努力处理好所有关系。
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过个年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结交自史量才(申报主编)、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了这种处事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增到上海时与舞女黄自锳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回川后，杜出钱赎出了黄美女，飞机送到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 万金赠美人”。
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张二人能学会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声。
杜氏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率先垂范，当时也没有空调，上海溽热的夏天，他还穿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很文质彬彬，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石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
苏智良说，杜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小说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建立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智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
杜月笙逃去香港
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
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章士钊，1920年代初，共产党还没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毛泽东找章士钊借钱，章就找到杜来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
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陈独秀和上海工运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让他继续贩鸦片？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时，杜月笙在蒋的授意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开始，杜月笙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令。
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与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府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
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要到法国养老，其实他此时并不老，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只得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赴台，也有他的道理，他的晚年，曾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帮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
在杜月笙远走香港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焯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
黄金荣的扫街生涯
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于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杜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
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们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是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
黄金荣扫大街只是象征性地改造一下，他毕竟已是84岁的人了，考虑到国际影响，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这件事使远在香港的杜氏又惊又喜。惊的是黄金荣也有了这一天，喜的是自己跑远些还是对的。
扫大街很快就结束了。1953年，黄金荣离开人世时，已经86岁。而杜月笙已早于他两年，也就是他扫大街那年，在香港撒手人寰了。
袁克文：文人雅士兼职青帮老头子
“皇子”袁克文开香堂做青帮老头子的行为，一直被人看作是玩票
他的母亲是朝鲜公主，父亲袁世凯当过83天皇帝，他却自己跑到上海，拜青帮还当了几年“老头子”(青帮里的老大)。
袁克文的生母金氏1884年嫁给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袁世凯时才16岁。她出身朝鲜安东外戚大族，家族里出过很多嫔妃。金氏带着自己的三位使女嫁给袁世凯时没有想到，这位丈夫给新妻们排位次时，并没有按她的身份来排，而是按着年龄排，把她排成了三姨太(这还不算早就娶在中国老家的正室)，金氏一嫁成恨，排在了自己的丫环后面。
袁世凯驻朝鲜时，中国官员还不准在国外娶妻生子，袁世凯就把金氏的头生子以沈氏所生的名义抱出来给百日的客人看。这就是青帮“大”字辈老头子袁克文的出生，这个怪异的身世，好像他一生怪异的开头。
与仕途绝缘
袁世凯1915年称帝时，老二袁克文27岁，不仅已经妻妾成群，而且在上海天津都开过香堂，当上了青帮老头子。1915年冬天，袁氏在登基前“大典筹备处”按着英国宫廷礼服的款式设计了一系列的皇室服装，包括他个人的，他的皇子的、公主的。
在北京试穿皇子服那天，袁克文没有参加，袁克文的侄子袁家诚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袁克文是未来“皇子”中唯一不赞成他父亲称帝的。这一年文人袁克文还写了一首《感遇》，“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最后两句被定性成为“反诗”，袁世凯的政敌如获至宝，将这首具有极高文学造诣的政治讽喻诗，变成了他们直击洪宪帝制的利器，而袁克文在被其弟克定告密给父亲后，就被软禁在了北海。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大厅举行的登基大典冷冷清清。
向袁世凯揭发袁克文写“反诗”的袁克定，是袁家的长子，帝制的积极推手，身份一度是“太子”，试穿皇家服装时，“太子”服也明显区别与其他“皇子”服。
青帮“大”字辈
《袁克文传》中认为1912年袁克文远赴上海是因为长兄袁克定加诸于他的一桩绯闻，袁克文一生绯闻也不少，但是这一次被克定传他淫及父妾。
袁克文避至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除了给风雅的袁克文提供了物质享受，还使他有了另一种“身份认同”。他加入青帮的消息，成为各报新闻。
袁克文与另一位文人步林屋在上海拜了兴武六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这个“大”字辈在当时是青帮极长的辈分了。青帮从康熙年间创立起，辈分极其严格，到民国初年已经传了20多辈，这些辈分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悟学”也作“无学”。当时在上海长于“大”字辈的人已经没有了，“大”字辈的人也屈指可数，黄金荣、张啸林，是“通”字辈，最后一位海上闻人杜月笙是“悟”字辈。袁克文成为“大”字辈，不光是他花了钱，也与他父亲的身份有关。
袁克文虽是个文人，但极明白事理，他知道自己这个“大”字辈在上海没有什么根基，一到沪上就主动造访了黄金荣。给黄金荣带去的见面礼是10枚英国人铸造的黄金纪念币。袁世凯请英商专门造的，用来纪念他成为大总统。黄金荣拿给杜月笙看后，杜也很欣喜，传说黄金荣又送给了杜月笙三枚。
黄杜二人也极能投其所好，除了在四马路上逛书寓兼寻花问柳的时间，黄杜都会邀袁二公子搓麻，公子旗开得胜连下几城。但最终以输光告终，而黄杜也做尽人情，临走会赠还袁克文几千块钱。
但是克文生来不像是帮派的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袁克文在本质上还是个纯文人，他中入帮会是玩票的性质”，尽管是玩票，帮会与袁氏之间当然还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但就他自己来说，更多的是仰慕孟尝春申君而已。做个自由自在的游侠，而他周围的人，每遇困境，也能因他一句话而解围──这是由帮他的性质所决定的。
后来父子间的误解消融，袁世凯叫他回京，他也就顺水推舟，因为离家时携带的10万块钱已经挥霍光了。
文人收徒
既然当了老头子，袁克文在上海也真的收了16位门徒，然而在传说中，他收了几百人。袁克文风流倜傥却不是高调之人，也不惹是生非。他曾在《晶报》上登过一则门人题名启事。上来就说“不年三十，略无学问，正求师之年，岂敢妄为人师。”才三十岁，正是拜师的时候，哪敢收门徒？这段话看上去谦逊而合理。这份启事中，他还逐一列出16位门徒的名字。不仅是澄清，也是对门生的负责任。后来这16人中唱花旦的伶人金碧艳、金珏屏兄弟行为不检，还被袁克文逐出师门。
他诗词书法均工，收藏鉴赏戏剧无不精通，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另外三位是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戏剧家红豆馆主溥侗)，也是昆曲名票友，擅长《长生殿》和《游园惊梦》。当时的梨园行必须在青红帮的保护之下，才能开业演出，所以梨园行人往往拜青帮中的老头子为师。
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袁四爷”，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从艺术见识看像袁克文，但行事霸道和下场则像后来的戏霸汉奸袁文会(1940年代在天津一手遮天，马三立侯宝林都必须在他控制的园子里说相声)，这两位都是天津青帮的著名老头子。
这样一个文人收徒，门徒的成分也很有意思，在上海期间，收入门下的多是艺人，有余叔岩(老生行余派宗师)、俞振霆、俞逸芬、韩世昌。当然还有些军政界里想与他和他父亲拉关系的人。但是1927年回到天津之后，他就真的收了100多门徒，在中国这个最早的通商口岸上，投到他门下的，就开始有洋行里混事儿的买办了。比如安利洋行买办毕馨斋，英商塘沽驳船公司经理王汉臣，当然还有本土商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矛盾至死的袁克文
袁克文在天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4年。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病逝于天津英租界58号，42岁。袁克文一生极为复杂矛盾。他在上海期间，还以自己14年抽大烟而一朝戒绝，为戒大烟做过广告，但是回到天津后，又是烟枪不离手，病体不离床。他在去世前刚得了场猩红热，还没痊愈，这位风月盟主就去会了一次旧相好。回家后旧病复发，不治身亡。一生散金无数，而身后笔筒里只被人翻出了 20块钱。
给袁克文出殡，自发组织起来的僧尼道士达4000多人，另一支自发的队伍是上千妓女，她们有着统一装束，发系白头绳、胸戴袁克文头像徽章。而名人雅士中还有前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津门呼应的上海，公祭者中有生前好友周瘦鹃、包天笑、刘山农、孙东吴、刘襄亭等，都是当时知名的文人。
洪门传奇
根据历史学家的调查，洪门或天地会，其实与郑成功或朱元璋无关，只是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
■朱江明
“香港警方重案组11日侦破由黑帮操控的位于屯门专收偷来金属品变卖的废铁回收场时，顺藤摸瓜破获黑帮武器库，搜出仿真长枪两支，以及一批开山刀和少量毒品，六名男子涉藏械及接赃罪被捕。警方又在打鼓岭回收场拘三男两女。”
内地媒体在报道这起刑案的时候称落网之黑帮名为“三合会”。这是缺乏专业知识的表现，“三合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对华人地下黑帮组织的代称。就像“黑手党”是意大利黑帮的代称一样。如果某一天新闻报道说意大利警方破获了一个地下武器库，该武器库的拥有者是一个名为“黑手党”的组织，这是个国际笑话。
多数内地人对于三合会这个名称早已陌生，不过说起洪门、洪帮和天地会，也许大家就都略懂了。
洪门的起源
由于辫子剧的泛滥，洪门、天地会、红花会这些名称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大量的影视作品、武侠小说已经反复演绎了清代这些反清义士的英雄事迹。
天地会的创立共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流派：
金庸流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中流传甚广，《鹿鼎记》中关于天地会的描述掺杂了大量的史实资料，金庸关于天地会起源基本上采用了《洪门家谱》中的说法，认为洪门系由郑成功手下军官建立，始于顺治年间，建立伊始便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各种洪门切口(口令暗号)，天地会各个堂口间合作紧密，甚至可以策划围攻满清王府刺杀鳌拜这样的军事行动。
在《鹿鼎记》描绘下，天地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的地下秘密武装力量，并且存在一个中央首脑机构。总舵主陈近南可以掌管控制全国的天地会会众，而且在江湖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会内外的江湖人士都对其崇敬无比，堪称那个年代的偶像级人物。
方世玉派
有些影视作品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解释相对晚得多，主要存在于港产电影洪熙官、方世玉系列中。在这套天地会起源说中，少林寺才是洪门天地会的根源。少林寺被认为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在叛徒出卖下清廷派出重兵围剿少林僧众。大部分少林武僧战死，只有5 个幸存者活了下来建立了洪门天地会以及咏春、洪拳等等新的武林门派，继续习武传道反清复明革命。
众多影片采用不同的传说，所以少林五祖流派的天地会建立时间可以从康熙末年一直跨越到乾隆中叶，除了少林和尚，方世玉、洪熙官、严咏春、三德和尚、五枚师太之类的英雄人物也是这个系列的重头戏。
如果说这个流派的洪门起源也算合理，“少林五祖说”同样是出自洪门家谱秘籍中的记载。这是洪门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起源──西鲁派。根据洪门的传说，康熙年间有个西鲁国进犯中原，清兵无法抵挡紧急找少林僧帮忙，少林僧击退西鲁国之后遭遇兔死狗烹的待遇。幸存者建立了天地会反清。
以上两种说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靠谱的。首先从郑成功说看，敌后秘密作战本身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实际上这种战斗形式直到二战时期才算成熟。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电台，没有现代化组织架构的明代末年，郑成功靠什么指挥自己在大陆的第五纵队，而陈近南又靠什么对遍布全国的天地会众发布命令。
根据清代官方记录，洪门出现的时间约为乾隆中期出现在福建省漳浦县云霄高溪。洪门家谱秘籍中提到的高溪庙便是此地，时间大约是在乾隆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61年。
在小说和影视剧中洪门多次提到的反清复明其实并非开始就有，实际上是由于社会的转型以及阶级压迫等社会矛盾催生出来的底层人民反抗运动。乾隆年间爆发的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天地会在起义宣言中主要的政治主张是杀尽贪官，该次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台湾地区的官吏过于腐败，很多佃农、手工业者和小地主都不堪盘剥加入了起义，拥立明室在这次起义中并没有被提及。
现在的史学界基本认定洪门并非坚定的明朝宗室拥护者，反清复明只是一个为了证明其合法性的政治口号，而不是真正的政治主张。洪门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不存在中枢管理机构。
张三李四有一天认为生活压力太大，朝廷太可恶或者地主不是人就可以开个香堂然后秘密组织个洪门堂口。除了自发新建的洪门组织之外，也有老牌洪门团体发展出的新堂口。新旧交替，反复建设的结果就是清代存在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秘密反政府团体，每当社会有矛盾的时候这个团体的某个分支机构就会跳出来造反起义，清代发生的所有汉族地区暴动起义中都有洪门的身影。
洪门的组织秘密
洪门跟过去一些秘密宗教颇有不同，确立的很多规章制度变成了现在黑社会活动的行政基础。而且各自为政的洪门组织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一盘散沙。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洪门的各个分支机构在异地相遇是需要一套专门的办法的。
《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跟座山雕对黑话的场景其实就是洪门的一项重要发明创造。从乾隆中叶洪门天地会创立开始，洪门的弟兄们便开始制定一套暗语和手势来进行敌我识别。这套东西在当时是高度机密，一旦公开便可能被朝廷的鹰犬走狗渗透。当年江湖上有所谓“宁传十套拳，不教一口仙”的传统，这个一口仙其实就是洪门组织的暗语。
洪门子弟出门一般先对手势，比如递物用两个手指头，接物用三个手指头。自己人看到了就会对暗语。暗语对上了就是自家兄弟，必须接待食宿。因为根据洪门门规如“言明会中人不加关照，则用棍棒责罚。”如果在外地与人发生冲突，洪门弟子也有紧急通信暗号。在影片《功夫》中周星驰放出穿云箭召唤“斧头帮”，就是洪门中的报警信号。不过清朝没有那么先进的烟花爆竹，大部分情况下是用香火刺烧白纸。
洪门对暗号的方法一直在改进，到了嘉庆后期开始在服饰打扮上做手脚方便相认。例如敞开衣襟辫子垂在右侧，并在辫梢绑一条红绳。这套装束便是嘉庆后期道光前期有效。
洪门的敌我识别暗号当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清廷慢慢会掌握洪门的机密。而且洪门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根本无法做到高度统一。所以从各地不同洪门的分支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切口和手势或者服装打扮。这也给精通江湖规矩的老江湖判别来人到底是来自何方身居洪门何等地位的依据。有经验的老江湖可以一个照面之间便判断出对方的来历身份、是敌是友，这在当年是一种重要的求生技能。
除了联络暗号之外洪门还会有一套规章制度管理，这个东西被称为门规。在影片《投名状》中刘德华、李连杰、金城武三人结拜时念叨的规矩就是洪门门规，任何自发组织的洪门堂口要想成为真正的洪门弟兄就必须依照洪门门规中规定的道德价值观来行事，这样才能获得江湖上其他堂口的支援。
除了门规以外洪门还有一本被称为《家谱秘籍》的东西，这个东西主要记录了洪门创立的历史源流，当然这些内容大多数都是杜撰而成。杜撰的原因虽然有保密的需要，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的组织找个显赫的家世和合法性。
三合会的起源
三合会大约创立于嘉庆十六年，由广东籍肇庆人士严贵邱发起，当时有一名命案逃犯名为黄牛宝，此人落难到老朋友严贵邱处避难。在避难期间正好有乡里朋友严佩玉、郑亚卓和陈潮远等人到严贵邱家做客，众人有感“彼此孤单，被人欺辱。”于是就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洪门组织-──三合会。据史书记载，当时总共纠集了66个会员，每人各出铜钱200文集资买了相助酒肉，在严贵邱家门前的荒地上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
当时这70多号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建立的这个组织未来会成为华人黑社会的代名词，因为在那个时代纠集几十个兄弟开个香堂办个洪门组织的事情太普遍，叫得上名字的就有三合会、三点会、双刀会、串子会、拜香会等几十个，叫不上名字的或者迅速被剿灭的更是不计其数。
三合会的创立虽然不算轰轰烈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组织的实力逐渐增强。尤其是两广地区，三合会俨然成了当地最大的洪门组织之一。由于清代末期的历次革命起义主要发生于两广地区，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还是后来的广州起义都能找到三合会的身影。
《鹿鼎记》里的天地会切口也带着三合会的色彩，如“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三合河水，其实就是广东的东江、北江、西江，如果天地会是福建人郑成功建立的，显然不会对广东的流水这样钟情。
现代古惑仔
在香港电影中，《古惑仔》是一个颇受年轻人欢迎的系列，该系列改编自香港漫画。笔者青年在香港的时候正是这部漫画流行的年代，笔者身边有几个行蛊惑的朋友也非常喜欢看这套漫画。实际的江湖生活并没有漫画中画的那么夸张。
香港本地的黑社会组织仍然保留了不少洪门的风格。现代香港最大的几个三合会组织分别为“新义安”、“14K”和“和胜合”。新义安是洪门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代号，当年的反清义士出于隐秘的需要经常以公司名义行事，其中义安公司的代号就经常被洪门中人使用。笔者早年曾经在新加坡某华人会馆见到了义安公司的牌匾，查询才知道这个牌匾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当时此地正是洪门的堂口。
新义安创立时间大约为1919年。1949年之后，国民党将领向前成为新义安组织的首领，并且在其军事化管理下成了当时香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现在新义安组织森严，只奉向氏家族为龙头。犯罪手法有勒索、收保护费、贩毒、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开赌、走私等。同时也经营企业，例如电影制作公司、金融投资公司和酒楼等。所有成员都设有编码。
“14K”是国民党控制的一个军统外围势力，国民党逃台之后“14K”作为一个前线情报机构存在。据说这个组织曾经参与当年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行动。
“和胜合”是现今香港三大黑社会中唯一没有国民党背景的纯粹黑社会，这个组织在组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纯属为了有组织犯罪而成立的。
在影片中香港黑社会威风八面，事实上香港警方对黑社会组织的打击是非常凌厉的，根据香港法律即便是抄背洪门诗句或者自称三合会成员，也可以被判刑。笔者有个朋友因为出去玩跟人“响舵”(注：就是报上自己堂口名号)直接被判了刑。在这个问题上香港是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转型，三合会过去的很多犯罪手段都已经无法获利。比较大的黑社会团体慢慢开始进行一些合法化的经营。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警方曾经进行过一次历时久远的扫黑行动。首先在舆论上宣传黑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向警方申报自己的身份以及罪行从而获得特赦，当时这叫洗底行动。另外，香港警方开始了所谓情报导向的执法策略，派出大量卧底潜入黑帮中。跟着香港出台一部法律，任何被怀疑的黑帮账户都可以直接冻结。在连番打击下香港的三合会现在已经是渐趋式微的态势。
随着时代的变化，三合会已经慢慢由曾有政治目的的黑帮组织退化成地下经济利益团体。比如笔者当年那些跟大佬的朋友在入会的时候还会摆上香案拜关二哥，并且要举行一个斩鸡仪式。清代的洪门斩鸡是斩鸡头，砍掉鸡头后用鸡血下酒壮胆气。到了笔者的少年时代，鸡头已经简化为鸡蛋，血酒也免了。但当时入会还要交36之数的会费，因为三六一十八，正好代表108好汉的意思。这是从洪门成立伊始，36之数便是传统。现在的三合会入会仪式更为简单，连鸡蛋都不用斩，会费也没有了。只要你决定跟大佬，然后请兄弟们喝个啤酒就算是完成了入会手续。有人开玩笑说，也许未来加入三合会只要上网申请就能批核，喝酒也都不必了。
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洪门繁琐复杂的仪式实际上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催眠。在洪门弟子还有信仰的年代，这个仪式保证了大部分洪门弟兄都能够遵循门规中的道德规范体系形式。
在这种条件下，洪门才能够在恶劣的敌后环境延绵不息长达数百年，并且最终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力量之一。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社会的改变，残存在香港的洪门后代已经失去了革命信仰，甚至连国民党控制的洪门组织也随着政坛的变化慢慢失去了特工外围团体的身份，剩下的只有一个拥有暴力基因而且组织严密的帮派。
早在电影《古惑仔》系列中，对洪门原有“好兄弟讲义气”的道德传统的颠覆无处不在，忠义已经变成了多余的可笑的玩意儿，而过去洪门前辈所谓“不忠不义刀下亡”的戒条也变成了任人践踏的废纸。现在的三合会已经成为了社会地下经济圈中的一个毒瘤，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正面价值。
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行动表明，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久远的一种痼疾，黑社会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制度对黑社会有天然的免疫能力，以至于“中国是否有黑社会”一度成为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当700多名黑帮分子被押上重庆的审判台时，我们似乎能逐渐窥探到一个隐秘江湖的部分真相。
联合国的定义是，有组织犯罪即为黑社会犯罪。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近两三百年内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洪门(也称洪帮、三合会，口号是反清复明)、青帮(也称清帮、漕帮，带有白莲教色彩，控制着大运河粮食运输)和哥老会(也称红帮，由私盐贩子和四川一代纤夫水手借鉴洪门规则组成，首领称为袍哥)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他们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抗不公平的待遇，成龙电影《新宿事件》中有一句话可以很好的解释黑社会的成长路径：一帮人因为被欺压，或是为了某些需求众集起来，建立势力之后，势力开始转变为权力。
晚清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甚至与国家政府 “联姻”，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一方面与国家政府分享权力，一方面在政府不能满足其欲望与要求时干着颠覆政府的勾当。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也曾对帮派势力进行教育、改造，以使其为我所用。安源路矿大罢工时，红帮老头子点头答应帮忙，果然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
黑社会往往会依附与某个政治组织，但很少会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深知和政府分享权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这种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黑色江湖是文学影视所喜欢的题材，他们有一套自己奉行的规则。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犯罪学》上解释这一现象：黑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复杂而严密的系统和行为准则，组织内部等级森严，重要成员基本固定，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表现出最为浓烈的犯罪亚文化色彩。
受这种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对黑社会感情复杂，从教父考利昂到中国的小马哥，大量的黑道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道德标准的缺失，因为，从黑社会诞生的那天起，黑道文化就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某种需求。
上海青帮的三位大亨
帮会原本只是个社交的圈子。青帮成为黑社会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当这个社会的主体生病、政府不能维持公平公正时，人们就把帮会当成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民国时，三鑫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
1920年的上海滩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惟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个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治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蒋介石当时的学名)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债务。1922年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缘从彼时开始，最终当上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张啸林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好逸恶劳，进过工厂上过学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外，其他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阀军人，为他移居上海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上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叫杜月生。30岁的杜月生头脑比黄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三十出头的杜月生，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出他的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疏》中的“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从此，他便以杜月笙行世。
最大的贩毒集团
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界租保护伞势力说服“大土行”(毒品公司)移师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收取“保护费”。
三鑫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可以听出来──他们称三鑫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其他公司。
三鑫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西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五六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黄金荣能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鸦片仓储进行巡逻。三鑫公司的鸦片无论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十六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电源都被控制。
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礼对“三鑫”网开一面。对下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时结交了不少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室张载阳，后来成了浙江省省长。据苏智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中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有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
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都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鑫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袁克文在黄赌毒各项中与三鑫无争，但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大总统。
三大亨的暗争与内讧
三鑫公司成立后，黄张杜三人有过长达10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结拜过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二人曾把房子都建在一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便于相互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干爹”。
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赚到大钱，但张啸林在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因为他是个不会满足的人。
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关系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恪守青帮帮规，抗战时也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因此具有民族认同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绪印评论张啸林时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
1937年10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奉了蒋命11月即避至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诺大个上海滩这下子就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们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资敌，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地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除奸，几次未能得手。
据苏智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手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三天就要到了。
1940年8月15日，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除奸成功了。
黄杜二人没有变节
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变节。
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有靠山。尽管日军军官三天两头拜访，软硬兼施，他还是没有落水。
他一生中几次历史转折都过渡平稳，到头来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取保守态度。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捐款捐物，出过不少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航运公司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船只。杜氏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好感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杜月笙：一个很文化的流氓
但是杜月笙与黄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杜月笙的会做人，也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他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使尽浑身解数，努力处理好所有关系。
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过个年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结交自史量才(申报主编)、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了这种处事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增到上海时与舞女黄自锳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回川后，杜出钱赎出了黄美女，飞机送到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 万金赠美人”。
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张二人能学会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声。
杜氏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率先垂范，当时也没有空调，上海溽热的夏天，他还穿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很文质彬彬，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石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
苏智良说，杜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小说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建立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智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
杜月笙逃去香港
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
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章士钊，1920年代初，共产党还没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毛泽东找章士钊借钱，章就找到杜来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
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陈独秀和上海工运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让他继续贩鸦片？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时，杜月笙在蒋的授意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开始，杜月笙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令。
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与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府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
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要到法国养老，其实他此时并不老，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只得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赴台，也有他的道理，他的晚年，曾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帮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
在杜月笙远走香港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焯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
黄金荣的扫街生涯
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于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杜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
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们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是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
黄金荣扫大街只是象征性地改造一下，他毕竟已是84岁的人了，考虑到国际影响，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这件事使远在香港的杜氏又惊又喜。惊的是黄金荣也有了这一天，喜的是自己跑远些还是对的。
扫大街很快就结束了。1953年，黄金荣离开人世时，已经86岁。而杜月笙已早于他两年，也就是他扫大街那年，在香港撒手人寰了。
袁克文：文人雅士兼职青帮老头子
“皇子”袁克文开香堂做青帮老头子的行为，一直被人看作是玩票
他的母亲是朝鲜公主，父亲袁世凯当过83天皇帝，他却自己跑到上海，拜青帮还当了几年“老头子”(青帮里的老大)。
袁克文的生母金氏1884年嫁给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袁世凯时才16岁。她出身朝鲜安东外戚大族，家族里出过很多嫔妃。金氏带着自己的三位使女嫁给袁世凯时没有想到，这位丈夫给新妻们排位次时，并没有按她的身份来排，而是按着年龄排，把她排成了三姨太(这还不算早就娶在中国老家的正室)，金氏一嫁成恨，排在了自己的丫环后面。
袁世凯驻朝鲜时，中国官员还不准在国外娶妻生子，袁世凯就把金氏的头生子以沈氏所生的名义抱出来给百日的客人看。这就是青帮“大”字辈老头子袁克文的出生，这个怪异的身世，好像他一生怪异的开头。
与仕途绝缘
袁世凯1915年称帝时，老二袁克文27岁，不仅已经妻妾成群，而且在上海天津都开过香堂，当上了青帮老头子。1915年冬天，袁氏在登基前“大典筹备处”按着英国宫廷礼服的款式设计了一系列的皇室服装，包括他个人的，他的皇子的、公主的。
在北京试穿皇子服那天，袁克文没有参加，袁克文的侄子袁家诚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袁克文是未来“皇子”中唯一不赞成他父亲称帝的。这一年文人袁克文还写了一首《感遇》，“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最后两句被定性成为“反诗”，袁世凯的政敌如获至宝，将这首具有极高文学造诣的政治讽喻诗，变成了他们直击洪宪帝制的利器，而袁克文在被其弟克定告密给父亲后，就被软禁在了北海。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大厅举行的登基大典冷冷清清。
向袁世凯揭发袁克文写“反诗”的袁克定，是袁家的长子，帝制的积极推手，身份一度是“太子”，试穿皇家服装时，“太子”服也明显区别与其他“皇子”服。
青帮“大”字辈
《袁克文传》中认为1912年袁克文远赴上海是因为长兄袁克定加诸于他的一桩绯闻，袁克文一生绯闻也不少，但是这一次被克定传他淫及父妾。
袁克文避至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除了给风雅的袁克文提供了物质享受，还使他有了另一种“身份认同”。他加入青帮的消息，成为各报新闻。
袁克文与另一位文人步林屋在上海拜了兴武六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这个“大”字辈在当时是青帮极长的辈分了。青帮从康熙年间创立起，辈分极其严格，到民国初年已经传了20多辈，这些辈分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悟学”也作“无学”。当时在上海长于“大”字辈的人已经没有了，“大”字辈的人也屈指可数，黄金荣、张啸林，是“通”字辈，最后一位海上闻人杜月笙是“悟”字辈。袁克文成为“大”字辈，不光是他花了钱，也与他父亲的身份有关。
袁克文虽是个文人，但极明白事理，他知道自己这个“大”字辈在上海没有什么根基，一到沪上就主动造访了黄金荣。给黄金荣带去的见面礼是10枚英国人铸造的黄金纪念币。袁世凯请英商专门造的，用来纪念他成为大总统。黄金荣拿给杜月笙看后，杜也很欣喜，传说黄金荣又送给了杜月笙三枚。
黄杜二人也极能投其所好，除了在四马路上逛书寓兼寻花问柳的时间，黄杜都会邀袁二公子搓麻，公子旗开得胜连下几城。但最终以输光告终，而黄杜也做尽人情，临走会赠还袁克文几千块钱。
但是克文生来不像是帮派的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袁克文在本质上还是个纯文人，他中入帮会是玩票的性质”，尽管是玩票，帮会与袁氏之间当然还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但就他自己来说，更多的是仰慕孟尝春申君而已。做个自由自在的游侠，而他周围的人，每遇困境，也能因他一句话而解围──这是由帮他的性质所决定的。
后来父子间的误解消融，袁世凯叫他回京，他也就顺水推舟，因为离家时携带的10万块钱已经挥霍光了。
文人收徒
既然当了老头子，袁克文在上海也真的收了16位门徒，然而在传说中，他收了几百人。袁克文风流倜傥却不是高调之人，也不惹是生非。他曾在《晶报》上登过一则门人题名启事。上来就说“不年三十，略无学问，正求师之年，岂敢妄为人师。”才三十岁，正是拜师的时候，哪敢收门徒？这段话看上去谦逊而合理。这份启事中，他还逐一列出16位门徒的名字。不仅是澄清，也是对门生的负责任。后来这16人中唱花旦的伶人金碧艳、金珏屏兄弟行为不检，还被袁克文逐出师门。
他诗词书法均工，收藏鉴赏戏剧无不精通，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另外三位是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戏剧家红豆馆主溥侗)，也是昆曲名票友，擅长《长生殿》和《游园惊梦》。当时的梨园行必须在青红帮的保护之下，才能开业演出，所以梨园行人往往拜青帮中的老头子为师。
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袁四爷”，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从艺术见识看像袁克文，但行事霸道和下场则像后来的戏霸汉奸袁文会(1940年代在天津一手遮天，马三立侯宝林都必须在他控制的园子里说相声)，这两位都是天津青帮的著名老头子。
这样一个文人收徒，门徒的成分也很有意思，在上海期间，收入门下的多是艺人，有余叔岩(老生行余派宗师)、俞振霆、俞逸芬、韩世昌。当然还有些军政界里想与他和他父亲拉关系的人。但是1927年回到天津之后，他就真的收了100多门徒，在中国这个最早的通商口岸上，投到他门下的，就开始有洋行里混事儿的买办了。比如安利洋行买办毕馨斋，英商塘沽驳船公司经理王汉臣，当然还有本土商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矛盾至死的袁克文
袁克文在天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4年。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病逝于天津英租界58号，42岁。袁克文一生极为复杂矛盾。他在上海期间，还以自己14年抽大烟而一朝戒绝，为戒大烟做过广告，但是回到天津后，又是烟枪不离手，病体不离床。他在去世前刚得了场猩红热，还没痊愈，这位风月盟主就去会了一次旧相好。回家后旧病复发，不治身亡。一生散金无数，而身后笔筒里只被人翻出了 20块钱。
给袁克文出殡，自发组织起来的僧尼道士达4000多人，另一支自发的队伍是上千妓女，她们有着统一装束，发系白头绳、胸戴袁克文头像徽章。而名人雅士中还有前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津门呼应的上海，公祭者中有生前好友周瘦鹃、包天笑、刘山农、孙东吴、刘襄亭等，都是当时知名的文人。
洪门传奇
根据历史学家的调查，洪门或天地会，其实与郑成功或朱元璋无关，只是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
■朱江明
“香港警方重案组11日侦破由黑帮操控的位于屯门专收偷来金属品变卖的废铁回收场时，顺藤摸瓜破获黑帮武器库，搜出仿真长枪两支，以及一批开山刀和少量毒品，六名男子涉藏械及接赃罪被捕。警方又在打鼓岭回收场拘三男两女。”
内地媒体在报道这起刑案的时候称落网之黑帮名为“三合会”。这是缺乏专业知识的表现，“三合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对华人地下黑帮组织的代称。就像“黑手党”是意大利黑帮的代称一样。如果某一天新闻报道说意大利警方破获了一个地下武器库，该武器库的拥有者是一个名为“黑手党”的组织，这是个国际笑话。
多数内地人对于三合会这个名称早已陌生，不过说起洪门、洪帮和天地会，也许大家就都略懂了。
洪门的起源
由于辫子剧的泛滥，洪门、天地会、红花会这些名称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大量的影视作品、武侠小说已经反复演绎了清代这些反清义士的英雄事迹。
天地会的创立共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流派：
金庸流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中流传甚广，《鹿鼎记》中关于天地会的描述掺杂了大量的史实资料，金庸关于天地会起源基本上采用了《洪门家谱》中的说法，认为洪门系由郑成功手下军官建立，始于顺治年间，建立伊始便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各种洪门切口(口令暗号)，天地会各个堂口间合作紧密，甚至可以策划围攻满清王府刺杀鳌拜这样的军事行动。
在《鹿鼎记》描绘下，天地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的地下秘密武装力量，并且存在一个中央首脑机构。总舵主陈近南可以掌管控制全国的天地会会众，而且在江湖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会内外的江湖人士都对其崇敬无比，堪称那个年代的偶像级人物。
方世玉派
有些影视作品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解释相对晚得多，主要存在于港产电影洪熙官、方世玉系列中。在这套天地会起源说中，少林寺才是洪门天地会的根源。少林寺被认为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在叛徒出卖下清廷派出重兵围剿少林僧众。大部分少林武僧战死，只有5 个幸存者活了下来建立了洪门天地会以及咏春、洪拳等等新的武林门派，继续习武传道反清复明革命。
众多影片采用不同的传说，所以少林五祖流派的天地会建立时间可以从康熙末年一直跨越到乾隆中叶，除了少林和尚，方世玉、洪熙官、严咏春、三德和尚、五枚师太之类的英雄人物也是这个系列的重头戏。
如果说这个流派的洪门起源也算合理，“少林五祖说”同样是出自洪门家谱秘籍中的记载。这是洪门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起源──西鲁派。根据洪门的传说，康熙年间有个西鲁国进犯中原，清兵无法抵挡紧急找少林僧帮忙，少林僧击退西鲁国之后遭遇兔死狗烹的待遇。幸存者建立了天地会反清。
以上两种说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靠谱的。首先从郑成功说看，敌后秘密作战本身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实际上这种战斗形式直到二战时期才算成熟。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电台，没有现代化组织架构的明代末年，郑成功靠什么指挥自己在大陆的第五纵队，而陈近南又靠什么对遍布全国的天地会众发布命令。
根据清代官方记录，洪门出现的时间约为乾隆中期出现在福建省漳浦县云霄高溪。洪门家谱秘籍中提到的高溪庙便是此地，时间大约是在乾隆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61年。
在小说和影视剧中洪门多次提到的反清复明其实并非开始就有，实际上是由于社会的转型以及阶级压迫等社会矛盾催生出来的底层人民反抗运动。乾隆年间爆发的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天地会在起义宣言中主要的政治主张是杀尽贪官，该次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台湾地区的官吏过于腐败，很多佃农、手工业者和小地主都不堪盘剥加入了起义，拥立明室在这次起义中并没有被提及。
现在的史学界基本认定洪门并非坚定的明朝宗室拥护者，反清复明只是一个为了证明其合法性的政治口号，而不是真正的政治主张。洪门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不存在中枢管理机构。
张三李四有一天认为生活压力太大，朝廷太可恶或者地主不是人就可以开个香堂然后秘密组织个洪门堂口。除了自发新建的洪门组织之外，也有老牌洪门团体发展出的新堂口。新旧交替，反复建设的结果就是清代存在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秘密反政府团体，每当社会有矛盾的时候这个团体的某个分支机构就会跳出来造反起义，清代发生的所有汉族地区暴动起义中都有洪门的身影。
洪门的组织秘密
洪门跟过去一些秘密宗教颇有不同，确立的很多规章制度变成了现在黑社会活动的行政基础。而且各自为政的洪门组织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一盘散沙。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洪门的各个分支机构在异地相遇是需要一套专门的办法的。
《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跟座山雕对黑话的场景其实就是洪门的一项重要发明创造。从乾隆中叶洪门天地会创立开始，洪门的弟兄们便开始制定一套暗语和手势来进行敌我识别。这套东西在当时是高度机密，一旦公开便可能被朝廷的鹰犬走狗渗透。当年江湖上有所谓“宁传十套拳，不教一口仙”的传统，这个一口仙其实就是洪门组织的暗语。
洪门子弟出门一般先对手势，比如递物用两个手指头，接物用三个手指头。自己人看到了就会对暗语。暗语对上了就是自家兄弟，必须接待食宿。因为根据洪门门规如“言明会中人不加关照，则用棍棒责罚。”如果在外地与人发生冲突，洪门弟子也有紧急通信暗号。在影片《功夫》中周星驰放出穿云箭召唤“斧头帮”，就是洪门中的报警信号。不过清朝没有那么先进的烟花爆竹，大部分情况下是用香火刺烧白纸。
洪门对暗号的方法一直在改进，到了嘉庆后期开始在服饰打扮上做手脚方便相认。例如敞开衣襟辫子垂在右侧，并在辫梢绑一条红绳。这套装束便是嘉庆后期道光前期有效。
洪门的敌我识别暗号当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清廷慢慢会掌握洪门的机密。而且洪门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根本无法做到高度统一。所以从各地不同洪门的分支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切口和手势或者服装打扮。这也给精通江湖规矩的老江湖判别来人到底是来自何方身居洪门何等地位的依据。有经验的老江湖可以一个照面之间便判断出对方的来历身份、是敌是友，这在当年是一种重要的求生技能。
除了联络暗号之外洪门还会有一套规章制度管理，这个东西被称为门规。在影片《投名状》中刘德华、李连杰、金城武三人结拜时念叨的规矩就是洪门门规，任何自发组织的洪门堂口要想成为真正的洪门弟兄就必须依照洪门门规中规定的道德价值观来行事，这样才能获得江湖上其他堂口的支援。
除了门规以外洪门还有一本被称为《家谱秘籍》的东西，这个东西主要记录了洪门创立的历史源流，当然这些内容大多数都是杜撰而成。杜撰的原因虽然有保密的需要，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的组织找个显赫的家世和合法性。
三合会的起源
三合会大约创立于嘉庆十六年，由广东籍肇庆人士严贵邱发起，当时有一名命案逃犯名为黄牛宝，此人落难到老朋友严贵邱处避难。在避难期间正好有乡里朋友严佩玉、郑亚卓和陈潮远等人到严贵邱家做客，众人有感“彼此孤单，被人欺辱。”于是就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洪门组织-──三合会。据史书记载，当时总共纠集了66个会员，每人各出铜钱200文集资买了相助酒肉，在严贵邱家门前的荒地上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
当时这70多号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建立的这个组织未来会成为华人黑社会的代名词，因为在那个时代纠集几十个兄弟开个香堂办个洪门组织的事情太普遍，叫得上名字的就有三合会、三点会、双刀会、串子会、拜香会等几十个，叫不上名字的或者迅速被剿灭的更是不计其数。
三合会的创立虽然不算轰轰烈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组织的实力逐渐增强。尤其是两广地区，三合会俨然成了当地最大的洪门组织之一。由于清代末期的历次革命起义主要发生于两广地区，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还是后来的广州起义都能找到三合会的身影。
《鹿鼎记》里的天地会切口也带着三合会的色彩，如“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三合河水，其实就是广东的东江、北江、西江，如果天地会是福建人郑成功建立的，显然不会对广东的流水这样钟情。
现代古惑仔
在香港电影中，《古惑仔》是一个颇受年轻人欢迎的系列，该系列改编自香港漫画。笔者青年在香港的时候正是这部漫画流行的年代，笔者身边有几个行蛊惑的朋友也非常喜欢看这套漫画。实际的江湖生活并没有漫画中画的那么夸张。
香港本地的黑社会组织仍然保留了不少洪门的风格。现代香港最大的几个三合会组织分别为“新义安”、“14K”和“和胜合”。新义安是洪门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代号，当年的反清义士出于隐秘的需要经常以公司名义行事，其中义安公司的代号就经常被洪门中人使用。笔者早年曾经在新加坡某华人会馆见到了义安公司的牌匾，查询才知道这个牌匾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当时此地正是洪门的堂口。
新义安创立时间大约为1919年。1949年之后，国民党将领向前成为新义安组织的首领，并且在其军事化管理下成了当时香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现在新义安组织森严，只奉向氏家族为龙头。犯罪手法有勒索、收保护费、贩毒、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开赌、走私等。同时也经营企业，例如电影制作公司、金融投资公司和酒楼等。所有成员都设有编码。
“14K”是国民党控制的一个军统外围势力，国民党逃台之后“14K”作为一个前线情报机构存在。据说这个组织曾经参与当年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行动。
“和胜合”是现今香港三大黑社会中唯一没有国民党背景的纯粹黑社会，这个组织在组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纯属为了有组织犯罪而成立的。
在影片中香港黑社会威风八面，事实上香港警方对黑社会组织的打击是非常凌厉的，根据香港法律即便是抄背洪门诗句或者自称三合会成员，也可以被判刑。笔者有个朋友因为出去玩跟人“响舵”(注：就是报上自己堂口名号)直接被判了刑。在这个问题上香港是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转型，三合会过去的很多犯罪手段都已经无法获利。比较大的黑社会团体慢慢开始进行一些合法化的经营。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警方曾经进行过一次历时久远的扫黑行动。首先在舆论上宣传黑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向警方申报自己的身份以及罪行从而获得特赦，当时这叫洗底行动。另外，香港警方开始了所谓情报导向的执法策略，派出大量卧底潜入黑帮中。跟着香港出台一部法律，任何被怀疑的黑帮账户都可以直接冻结。在连番打击下香港的三合会现在已经是渐趋式微的态势。
随着时代的变化，三合会已经慢慢由曾有政治目的的黑帮组织退化成地下经济利益团体。比如笔者当年那些跟大佬的朋友在入会的时候还会摆上香案拜关二哥，并且要举行一个斩鸡仪式。清代的洪门斩鸡是斩鸡头，砍掉鸡头后用鸡血下酒壮胆气。到了笔者的少年时代，鸡头已经简化为鸡蛋，血酒也免了。但当时入会还要交36之数的会费，因为三六一十八，正好代表108好汉的意思。这是从洪门成立伊始，36之数便是传统。现在的三合会入会仪式更为简单，连鸡蛋都不用斩，会费也没有了。只要你决定跟大佬，然后请兄弟们喝个啤酒就算是完成了入会手续。有人开玩笑说，也许未来加入三合会只要上网申请就能批核，喝酒也都不必了。
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洪门繁琐复杂的仪式实际上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催眠。在洪门弟子还有信仰的年代，这个仪式保证了大部分洪门弟兄都能够遵循门规中的道德规范体系形式。
在这种条件下，洪门才能够在恶劣的敌后环境延绵不息长达数百年，并且最终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力量之一。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社会的改变，残存在香港的洪门后代已经失去了革命信仰，甚至连国民党控制的洪门组织也随着政坛的变化慢慢失去了特工外围团体的身份，剩下的只有一个拥有暴力基因而且组织严密的帮派。
早在电影《古惑仔》系列中，对洪门原有“好兄弟讲义气”的道德传统的颠覆无处不在，忠义已经变成了多余的可笑的玩意儿，而过去洪门前辈所谓“不忠不义刀下亡”的戒条也变成了任人践踏的废纸。现在的三合会已经成为了社会地下经济圈中的一个毒瘤，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