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都是单线联系，线一断，就找不到人证明了。而且干这个的都会互相怀疑，谁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还是日军或国民党的人
“他呀，上访四五十年了，三天两头往北京跑，说是见过这个领导那个领导，要我说，也就瞻仰了一下毛主席遗容吧。”街坊中有人嘲讽着。但更多的人是同情，“这老头可怜啊，你看他住的地方，那哪叫人住的呀！”
大家说的人叫赵保全。
10月15日一大早，赵保全又骑着那辆破三轮上路了，“我得找信访局说道说道，问问他们我到底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是日本特务，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赵保全操着一口浓重的保定话，分得很开的双目透着倔强。
这是一个让赵保全纠结了近半个世纪的老话题。而曾经让这个话题纠结的人，还有不少。
“战争期间做地下工作的，有的当时就死了，有的‘文革’中被迫害死了，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郑玉民感叹。几十年前，他和赵保全一样，为身份问题在这个城市奔波不止。所幸的是，几年后，郑玉民终于找到了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人。
“打入一切伪组织”
赵保全和李宝树等人的叙述像是小说或电视剧的情节：
上世纪40年代初，正值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疯狂地蚕食和扫荡。彼时，赵保全的家乡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方顺桥村已被包围。
田埂上，一名叫钱六的年轻人和一个14岁的小孩逗着玩。“道儿，你说那边的战沟里是什么人把守？是共产党，还是鬼子？”钱六问。“道儿”是赵保全的乳名。
“是伪军。”赵保全不假思索地回答。
“哟！你个小毛孩子厉害呀。这都知道？”钱六一脸惊讶。
被称赞了的赵保全眉飞色舞地开始吹牛，“这有什么，我没事就去找他们玩，还拿他们的枪，哒哒哒哒”
“那时候家穷，全家9口人只有7亩盐碱地，庄稼不爱长。我是老大，带着几个弟弟妹妹到处去要饭。要饭的人胆子大，神鬼不怕。”83岁的赵保全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回忆着，他乐于讲这一连串古老的故事，甚至记得起每一个细节。
慢慢地，日本人认识了这个小要饭的，没事就逗他玩，动辄还教上几句日语，吃剩下的东西也都塞给他。“好家伙，鬼子的伙食那叫一个好。顿顿都是八凉八热，凉菜下酒吃，热菜就饭吃，吃不完就扔掉。”赵保全回忆，当时共产党的部队则只能捡树叶回去就沙子饭吃。
赵保全和日军的关系引起了钱六的兴趣，他马上向上级领导何秀风进行了汇报。据赵保全称，何秀风时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侦察科情报站分站长，但不知道是化名还是真名。
随后，何秀风等人对赵保全进行了考验，眼见着这个小孩轻而易举地登上了敌人的炮楼，他们决定让这个孩子帮忙拿一些情报。
本刊记者从保定市档案局查到的一份文件称，1942年7月，《彭真同志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某同志的答复》中指出，打入一切伪组织，尤其是打入伪军中工作绝不应放松，要利用一切可能去进行。
“道儿你只要说一句话，以后就有饭吃了。你就说你要当兵。”钱六劝赵保全。
“我要当兵。”赵保全赶紧跑去跟何秀风说。他想不明白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会落到他的头上。
司务长很快写下赵保全的名字，往上一报，米就发下来了。他又给了赵保全两张小纸条，让他每天来吃两顿饭，每隔十天八天可以领一次米。
饭不是白吃的，任务很快下来了，赵保全被要求打入敌人内部，往外递情报，“他们教我怎么做这个工作，比如说张三今天砸了个锅，要记住是张三砸的，真名叫什么、化名叫什么、外号叫什么，但别吱声，暗中记下来，出来汇报。”
就这样，从1942年开始，赵保全先后在方顺桥伪保甲办事处、自卫团伪警察所、特务队当差，负责端茶倒水。
和赵保全同龄的地下工作者李宝树早在1940年就做起了情报工作。他当时的选择并非为生计，而是为了信仰。
“我从小就挺进步的，舅舅早年就参加革命了，老师们又都是共产党。我8岁就跑到街上给共产党发传单了。当兵之后参加过百团大战，负了伤，好了之后被派过来做情报。”李宝树说，最初听说让自己打入敌军内部，一时接受不了，“我想着这不是让我当汉奸嘛，我从小就是共产党的人啊，而且当时也怕被别人骂。后来领导就劝我说，这是党的需要，任务也同样很艰巨。”
李宝树先是进了日本水产株式会社当差，之后又被送去日本军官学校当马夫，因为日语较为流利，他还顺便做起了翻译。
险些被八路军当成叛徒活埋
当了“汉奸”的李宝树一下子风光起来，骑着日军的洋马，穿着日军的军装。走在村里，不少人投去异样的目光。
按照当时要求，情报人员做工作要瞒着父母和妻子。但李宝树还是私下偷偷告诉了母亲和姐姐。
李宝树的工作也是传递军事情报，比如部队去哪儿扫荡，有多少人，奔哪个方向走等等，有时还需要画个简单的地图。他把这些情报暗中交给情报员，情报员则伪装成挑脏水的、做小买卖的，有时索性直接到厕所里去接头。由他递出去的情报一律画着一个圆圈，内有一点，下面一横，因为他的小名就叫“旦儿”。
一次，李宝树接到命令，说是有共产党员被日军的黑田部队抓了去，但不久就被放出来了。八路军司令部的人很奇怪，不知道这个党员是不是因为供出了自己的同志才被释放。上级让李宝树去打探情况，万一真被暴露，好及时转移。
“黑田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李宝树找到松田部队的三泽队长，他俩私交还不错。
“据说那边的共军也很猖狂。”三泽毫不怀疑，“要不派你去打听一下情况？”
李宝树暗喜，马上答应下来。三泽给了他张名片，让他带去见黑田。见到黑田后，李宝树并没急着打听情况，而是陪日军打起了扑克，很快，黑田喜欢上了这个日语流利的中国小伙子。
“你对这个共产党是什么观点啊？”李宝树试探着打听，“听说你放了个共产党员，那你不会是反战的吧？”
“你个小孩不明白的。”黑田放松了警惕，“我是日本共产党，也是信马列主义的，我不能杀我的同志。至于那些小八路，他们不是我的同志，就可以杀。”
李宝树松了口气，回去后，赶紧把情报告诉了交通员。
“当时倒是不怕日本人，日本人都是顺毛驴，顺着他们说话，他们就会对你很好。我就怕叛徒。因为我参加过百团大战，认识的人多，所以特别危险。”李宝树说。
更有一次，李宝树险些被八路军当成叛徒活埋。最后关头，上级来人救了他。李宝树说，当年确实有地下党被当成汉奸活埋了。
年纪轻些的地下党员郑玉民在战争期间，给日军和国民党都当过差。他当时的信条就是，一定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944 年8月，郑玉民接到任务，站长让他把一件东西送出。郑玉民找了个借口出了门，往保定火车站一带走。那时火车站附近还是一片菜地。走了没多远，就被日本人发现，并跟了上来。郑玉民觉得不对劲，加快了脚步，后面的脚步声也跟着加快。刚好，一辆火车开了过来，郑玉民赶在火车过来之前，“蹭”地钻了过去，后面的人吆喝着放了两枪，但没打中他。
一个叫王刚的地下工作者曾从赵保全手里接过一次情报。但王刚已于2001年去世。
“我爸爸生前说起，1944年冬天，他从赵保全手里接过军事情报，那个情报好像是说日本人要把周边的伪军和日军调到方顺桥一带，消灭保定的铁道游击队和八路军的一个团。这个情报拿到后，共产党的部队马上转移了。”王刚的儿子王胜成称。
线一断，就找不到人证明了
档案资料显示，194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目前冀中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必须严格分开，不得混淆，以免暴露株连。
1947年，李宝树和组织断了线。据说是因为当时部队改编，情报站上面的人都去前线打仗了。于是，李宝树只得回到家里，帮姐姐卖馒头，做点小买卖。
1949年解放后，李宝树在北京一个老战友协助下，在北京当起了警察。在个人档案上，他毫不避讳地写上了给日军当差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宝树成了当之无愧的“活靶子”。
“那几年，批了斗，斗了批。我胆子也大，有一次要批斗我的时候我扭头走了。我心想老子当过公安，当过地下党，你们几个土包子还想揍我啊！”李宝树说着，敲了两下桌子。
文革期间，被当成特务进行批斗的地下工作者们，有的被直接枪毙了，有的坚持不住，含冤自杀。李宝树说，他听说歙县当时一下毙了200多号人，说是反革命，其实都是做地下工作的，邯郸也毙了40多个，“我就忍，我是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我相信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李宝树骑着车子跑了一万多里地，到内蒙古、山东去找曾经的领导。到了山东，领导说，我现在还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哪敢给你开证明。但终于，李宝树在北京找到了一个认识他的司令员，司令员立马给他开了证明材料，他的事情才得到了平反。
大汲店村的地下工作者王刚在1958年还因为历史问题被送去劳教了4年。
“我父亲当时也冤枉。被揭发是特务后，一直想办法证明身份。找了好多年啊，直到1962年，他刚劳教回来。听说当年的首长张树荣来了，在招待所等着要接见他。”王刚的儿子王胜成说。第一次接见，因为王刚穿得太窘迫，被拦在了门口。第二次，换了身干净点的衣服，才进去。
1948年保定解放后，郑玉民就回了家，等组织上安排工作。1949年，他被分到砖窑上干活，还当了个小组长。1955年农业合作化，他回了家，在村里当起了支书。直到1966年的文革。
“当兵的时候回村，我都穿着伪军军装啊，村里人都知道我给伪军当过差。但要不是赶上‘文革’，谁都不会说什么。”郑玉民说。
郑玉民称自己是1944年入的党，‘文革’时被人当成了罪状之一，“他们说他当时在当特务，怎么会入了党，肯定是假的。”
“我们这个身份，想要平反太难了。当年都是单线联系，线一断，就找不到人证明了。而且干这个的都会互相怀疑，谁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还是日军或国民党的人。我有一个战友，也是做情报的，八路军说他是叛徒，国民党也说他是特务，到死也没平反。”郑玉民尽管被迫在1960年再入了一次党，但他终究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看来，这比那些冤死的人，以及像赵保全这样的人要幸运得多。
他精神也有点错乱了
1949 年解放后，赵保全先是到了铁路上当装卸工。1956年肃反时，赵被调到了保定市棉纺厂的食堂工作，之后，因为历史不清白，被调到修缮部。由于不满厂里决定，赵保全带着情绪到了修缮部，1961年，因长期旷工被厂里除名。而赵保全则认为，之所以开除他，是因为有人暗中整他。
赵保全有个红布袋子，里面装着他认为有用的证明材料。几十年了，他拎着这个袋子到处跑。
信访部门对赵保全的问题有过几次结论。1971年，他被保定市北市区支左办公室第五支部定为反革命罪；但很快，北市区为减少上访，撤销了之前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然而，赵保全仍没有放弃上访。
1994年，保定市委信访办公室对赵保全上访问题有了明确的答复意见。这份材料上称，经调查，赵保全不是地下工作者，而是敌伪军。赵保全提供的一些可能证明其身份的人，也被一一否决。其中，钱六死了，几个当时还活着的人也无法作证。
一个叫武士成的人倒是在1980年给赵保全写了证明，称他是1942年由晋察冀第三军分区侦查科情报站分站长何秀风介绍，并派遣做地下工作的。“武士成是当时情报站的总站长，下面的人他都认识。”李宝树称，1980年他去看望武士成，刚好赶上赵保全在找武士成开证明材料，武士成介绍他们认识，说赵保全以前也是情报人员。
尽管如此，李宝树没办法为赵保全作证，因为他们并非直接领导关系，而武士成也早已去世。
王刚和赵保全互相证明过对方的身份。但在1994年信访办出具的答复意见中，王刚的证明并未被收录。
另一份来自部队的材料则称，“现有保定市棉纺厂工人赵保全来我部上访，反映其1971年被保定市北市区支左办公室第五支部定为反革命罪是错误的问题。经该同志提供的证明材料可见：1972年，保定市北市区革委会政治处对其反映的问题已做了结论（不属历史问题，应排除定性，撤销1971年被保定市北市区支左办公室第五支部的决定）。”
“他的问题我们早就有结论了，1994年的结论是很负责的，是经过详细调查的，而且是几家一起做的调查。”保定市信访局接待处处长于翔拿这个老人很是头疼，“上访几十年，他精神也有点错乱了。这样上访上习惯了的人，不上访就觉得空虚，说白了上访就是他的精神寄托。”
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也相信1994年信访办的结论是负责任的，“那时候的干部应该还是认真负责的，当时还没有不作为这么一说。”至于赵保全整天上访，在他看来，也只能解释为精神出了问题。
脸上黑乎乎一片，分不清面目
棉纺厂惟一的一排简易房，最靠边的就是赵保全的家。砖砌的墙，上面搭着些石棉瓦。
“孩子们恨我，当年我连累他们了。”赵保全皱巴巴的老脸在斑驳的阳光下显得愈发干枯，“不过，他们离得也都远，平时过来不方便。”
实际上，大女儿赵兰珍就住在棉纺厂宿舍，和父亲的家仅隔一幢单元楼。
“现在也就我还管他了。”赵兰珍长得挺像赵保全，高颧骨，“我大哥的媳妇瘫了，他得照顾她。弟弟和妹妹离得远，好几年没过来了。他们说有事让我给他们打电话，打电话又能有什么用呢？”
赵兰珍并不是没有怨过父亲。从她记事起，全家人就跟着父亲挨整，到处遭人白眼。“文革”时，赵兰珍想参加红卫兵，但人家根本不要；分配时，又说档案找不到了。她的大哥也被以“视力不达标”为借口被用人单位婉拒。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没落着好，倒跟着他遭了不少罪。但我不恨他，恨他干什么呢，都这么多年了。”赵兰珍说，包括她的母亲在内，尽管一直跟着父亲受罪，两口子吵吵闹闹，但直到去世也没想过要离开父亲。“其实我爹脑子一点问题没有，身子骨也还好，就是这些年上访折腾的。” 赵兰珍对父亲口述的历史深信不疑。
王胜成很庆幸他的父亲平了反，“也算是可以瞑目了。”几年前，有人拍了个反映当年保定铁道游击队的片子，采访了王胜成，他很是引以为豪。后来，对方把光盘寄了过来。王胜成甚至因此买了台DVD机。平时舍不得用，只有在给别人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一个破旧的文件包里，塞满了王刚的资料，满是灰尘。“这是一段被尘封了的历史啊。”王胜成用了一个刚学会的新词。
郑玉民恨不得一年到头穿着那身军装，那是他身份的象征。家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证书，甚至有当年十大元帅的照片。“我爸这辈子没啥钱，但光荣啊。”郑玉民的儿媳妇坐在床上一边绣十字绣，一边说。
李宝树则把军装洗得干干净净，挂在墙上。“我只有到北京看老领导的时候才穿它，去北京，总得穿得正式点儿嘛。” 另一个抽屉里，放着他早年的照片，还有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时颁发的勋章。
赵保全甚至不记得家里还有没有自己的老照片。他的女儿赵兰珍翻了半天，摸索出一张底片。对着阳光，隐约能看到两个大人和几个孩子，脸上黑乎乎一片，分不清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