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杂志编者按:本刊今年第7期发表了孙兴盛同志的文章《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引起较大社会反晌，一些报刊予以转载。作者提出，该文虽然已经交代了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全过程，但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十分可惜。有鉴如此，我们请作者写出续篇，在本期发表，以飨读者。
不可回避的问题
前面回顾了我们采访、整理、送审等全过程，还有一些没有写进文章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宋文郁太忙，就由我去补充采访，继续请教。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 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孙兴盛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于刚刚建国7年，一直还沉浸在欢悦、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撼。
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党整风，巩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三面红旗”也的确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创造出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 “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两位伟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试验包产到户。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但为慎重起见，没有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态度。 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在此期间，陈云、邓小平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此后，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谈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花大力气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 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71岁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请许多人吃饭。他在给大家递烟时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看法，他决定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统称“四清”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反复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王光美问我搞过“四清” 没有，我说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参加过两次“四清”，落实“前十条”和“二十三条”都参加过。王光美又问我，你对“桃园经验”怎么看？当着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虽然一开始没有对“桃园经验”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 “扎根串联，搞神秘化”。毛主席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 “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 “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 ”，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终没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运动害得很惨。
关于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恶化的来龙去脉，王光美不赞成在孩子们的回忆文章中写很多。我们很理解、很尊重这个意见。
凭心而论
不过，我还是特别注意、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以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 “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纵着“群众运动”，熟练地运用着“阶级斗争”，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担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当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非常紧张。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害怕少奇同志“东山再起”。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位置，现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威胁，“后患无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谣诬蔑，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理人”还在抵抗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动摇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 ”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少奇同志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于是，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暗地里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庞大的“专案组”，由康生、江青、谢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纵和控制处理少奇同志的大权，用卑鄙残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证据，甚至将毛主席明令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大发雷霆，责令“严肃处理”，而他们只让专案组长作个“检查”了事，仍旧迅速编造《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二是切断电话线，断绝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全部消息，让少奇同志没有任何机会和办法申诉。三是掌握舆论，先罗织罪名，掀起一轮轮大批判高潮，造成“彻底打倒”的既成事实。四是紧紧控制和不断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举行大规模批斗大会，借群众的手，用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几十万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特别是8月5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打手们“要杀气腾腾”，将70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脸肿腿瘸，再也直不起来。他们按照林彪“一号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开封“特别监狱”，最后少奇同志死在那里。他们还制造王光美“特务”案，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看到“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这场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亲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连只有六七岁的潇潇也挨过围攻和批斗。
难怪，有一天我刚到王光美家门口，听见上面楼道里传来人们的叫骂和捶门声。王光美把我拉进屋里说，那是曹轶欧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一号大厅，被人们揭去覆盖的党旗，盒上满是咬牙切齿吐的一层层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烟头烧烫的累累痕迹，曹轶欧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这座公寓大楼里，大都是刚落实政策搬进来的老同志，谁没有挨过他们的整？于是这些老同志轮番在曹轶欧家门口抗议，有的还在门口贴上抗议大字报。
永远的怀念
我们生平最难忘的采访顺利完成，平平、源源、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已全文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我们感到特别欣慰。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做了一点份内的事，却让王光美始终记在心里。
此后的岁月，王光美一家都很忙，我不便打扰，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联系和深厚友情。王光美特意签名送我一套《刘少奇选集》，近20年来几乎年年春节都给我寄她亲笔签名的贺年卡，少奇同志百年诞辰时还寄我一套少奇纪念邮票，我都珍藏着。1986年我因病住305医院，王光美带着源源爱人去看望住院的老厨师郝苗同志，看见我便亲切问候我的病情，还让源源爱人叫我“叔叔”，我真是不敢当。
1998年冬，在首都机场大厅，我正办登机手续，王光美匆匆赶飞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问候，她说是去河南参加纪念少奇同志的活动，为“幸福工程”看望那里的贫困母亲。我看见她老多了瘦多了。这位和自己人民紧紧相依为命的伟大母亲，用她那瘦弱身躯仅有的一点余热，温暖着天下母亲，让人心痛又无限敬佩。
2004年6月，我从报上看到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这使我想起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听老中办的同志讲，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讲，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相逢一笑”时还是很讲原则是非的，从来不回避那段历史悲剧。虽然结局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不同，但这场悲剧是共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常常成为我们共有的话题。但是，作为后来人，包括我的母亲，都不愿意总是生活在历史的噩梦中，去记恨历史、记恨已逝的人，更不会将仇恨传到后辈人身上，而是应该用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那场悲剧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多多理解伟人们的真实心迹，多多宽容伟人们的历史局限和过失，多想想老一辈们亲密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创建我们党和国家胜利辉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于向前看朝前走的历史经验。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亲密合作，用科学发展观建设我们执政党，健全民主与法制，既坚决惩治腐败绝不手软，又提高执政兴国的党性修养，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证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这是爸爸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日无多的时候，让我把两家后人邀在一起聚聚、吃个饭，共叙情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却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达了她的心意，实现了她的愿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2006年10月17日，我从新闻中得知85岁高龄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赶往刘家，又到305医院悼念，多年不见的源源迎着我，万般悲切。灵堂四周，胜利的鲜花簇拥着王光美笑容灿烂的遗像。我眼前浮现出当年采访时的美好情景，心头涌起阵阵悲痛，噙着热泪，向中华民族这位杰出女性深深鞠躬致敬！
不可回避的问题
前面回顾了我们采访、整理、送审等全过程，还有一些没有写进文章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宋文郁太忙，就由我去补充采访，继续请教。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 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孙兴盛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于刚刚建国7年，一直还沉浸在欢悦、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撼。
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党整风，巩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三面红旗”也的确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创造出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 “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两位伟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试验包产到户。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但为慎重起见，没有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态度。 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在此期间，陈云、邓小平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此后，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谈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花大力气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 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71岁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请许多人吃饭。他在给大家递烟时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看法，他决定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统称“四清”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反复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王光美问我搞过“四清” 没有，我说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参加过两次“四清”，落实“前十条”和“二十三条”都参加过。王光美又问我，你对“桃园经验”怎么看？当着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虽然一开始没有对“桃园经验”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 “扎根串联，搞神秘化”。毛主席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 “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 “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 ”，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终没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运动害得很惨。
关于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恶化的来龙去脉，王光美不赞成在孩子们的回忆文章中写很多。我们很理解、很尊重这个意见。
凭心而论
不过，我还是特别注意、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以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 “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纵着“群众运动”，熟练地运用着“阶级斗争”，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担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当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非常紧张。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害怕少奇同志“东山再起”。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位置，现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威胁，“后患无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谣诬蔑，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理人”还在抵抗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动摇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 ”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少奇同志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于是，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暗地里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庞大的“专案组”，由康生、江青、谢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纵和控制处理少奇同志的大权，用卑鄙残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证据，甚至将毛主席明令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大发雷霆，责令“严肃处理”，而他们只让专案组长作个“检查”了事，仍旧迅速编造《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二是切断电话线，断绝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全部消息，让少奇同志没有任何机会和办法申诉。三是掌握舆论，先罗织罪名，掀起一轮轮大批判高潮，造成“彻底打倒”的既成事实。四是紧紧控制和不断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举行大规模批斗大会，借群众的手，用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几十万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特别是8月5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打手们“要杀气腾腾”，将70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脸肿腿瘸，再也直不起来。他们按照林彪“一号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开封“特别监狱”，最后少奇同志死在那里。他们还制造王光美“特务”案，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看到“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这场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亲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连只有六七岁的潇潇也挨过围攻和批斗。
难怪，有一天我刚到王光美家门口，听见上面楼道里传来人们的叫骂和捶门声。王光美把我拉进屋里说，那是曹轶欧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一号大厅，被人们揭去覆盖的党旗，盒上满是咬牙切齿吐的一层层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烟头烧烫的累累痕迹，曹轶欧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这座公寓大楼里，大都是刚落实政策搬进来的老同志，谁没有挨过他们的整？于是这些老同志轮番在曹轶欧家门口抗议，有的还在门口贴上抗议大字报。
永远的怀念
我们生平最难忘的采访顺利完成，平平、源源、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已全文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我们感到特别欣慰。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做了一点份内的事，却让王光美始终记在心里。
此后的岁月，王光美一家都很忙，我不便打扰，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联系和深厚友情。王光美特意签名送我一套《刘少奇选集》，近20年来几乎年年春节都给我寄她亲笔签名的贺年卡，少奇同志百年诞辰时还寄我一套少奇纪念邮票，我都珍藏着。1986年我因病住305医院，王光美带着源源爱人去看望住院的老厨师郝苗同志，看见我便亲切问候我的病情，还让源源爱人叫我“叔叔”，我真是不敢当。
1998年冬，在首都机场大厅，我正办登机手续，王光美匆匆赶飞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问候，她说是去河南参加纪念少奇同志的活动，为“幸福工程”看望那里的贫困母亲。我看见她老多了瘦多了。这位和自己人民紧紧相依为命的伟大母亲，用她那瘦弱身躯仅有的一点余热，温暖着天下母亲，让人心痛又无限敬佩。
2004年6月，我从报上看到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这使我想起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听老中办的同志讲，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讲，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相逢一笑”时还是很讲原则是非的，从来不回避那段历史悲剧。虽然结局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不同，但这场悲剧是共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常常成为我们共有的话题。但是，作为后来人，包括我的母亲，都不愿意总是生活在历史的噩梦中，去记恨历史、记恨已逝的人，更不会将仇恨传到后辈人身上，而是应该用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那场悲剧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多多理解伟人们的真实心迹，多多宽容伟人们的历史局限和过失，多想想老一辈们亲密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创建我们党和国家胜利辉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于向前看朝前走的历史经验。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亲密合作，用科学发展观建设我们执政党，健全民主与法制，既坚决惩治腐败绝不手软，又提高执政兴国的党性修养，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证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这是爸爸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日无多的时候，让我把两家后人邀在一起聚聚、吃个饭，共叙情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却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达了她的心意，实现了她的愿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2006年10月17日，我从新闻中得知85岁高龄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赶往刘家，又到305医院悼念，多年不见的源源迎着我，万般悲切。灵堂四周，胜利的鲜花簇拥着王光美笑容灿烂的遗像。我眼前浮现出当年采访时的美好情景，心头涌起阵阵悲痛，噙着热泪，向中华民族这位杰出女性深深鞠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