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机会
1978年9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在圆满解决因报道天安门事件而引起的复刊风波后，深受鼓舞的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宣传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被打成“中国头号走资派”、被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罪名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悲惨遭遇，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和广大青年。
1979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春节联欢会上，当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再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怀着对少奇同志无比深切的怀念和崇敬，纷纷涌上前去和她紧紧握手和热烈拥抱，许多人失声痛哭。但要公开报道少奇同志，还很困难。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重新修正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抓住这个机会，采用“参观巡礼”的报道形式，全面系统又简明扼要地报道各个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列出他们的名字、刊登他们的照片，将林彪和“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祭奠那些遭受过诬陷和迫害的不朽英灵。我用的题目是周总理的一句名言“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特意突出党的七大上少奇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照片。这是“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被打倒以来在报刊上第一次公开刊登少奇同志的照片。没想到，这篇报道在《中国青年》1979年第11期发表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时，我们终于打听到王光美的住址和电话。文艺部宋文郁主任非常高兴，要我马上打电话联系，争取尽快登门拜访。我拨通电话，正好是王光美接的，我便自报家门，代表杂志社同仁表示深切问候。我说，少奇同志生前一直非常关怀和支持我们《中国青年》，1959年我们还连续刊登过少奇同志秘书的长篇回忆录《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王光美说：“我还有这个印象，你们找我有事吗？”我说：“我们一直很想拜访您，约请您为我们写写少奇同志……”我的话还没说完，王光美就明白了，立即说：“实在对不起，我现在确实很忙，工人日报社、人民日报社，还有新华社都找我，有的要写少奇同志在安源，有的要写少奇同志在延安和新四军的情况……”我知道这是在婉拒我们，便立即说：“这些我们都不写，只想专门写少奇同志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让全国人民知道历史真相。”王光美“啊”了一声，我又重复了一遍。她停了会儿问：“你们敢吗？”我说：“当然敢！这是我们编辑部的共同愿望和决心，我们领导想亲自登门拜访您，当面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在百忙中见我们一面。”王光美停了停爽快地答应：“那好，你们来吧。”
1979年底的一个上午，宋文郁、陈汉涛和我从三里屯杂志社骑车，直奔木樨地王光美家，王光美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过去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王光美，也无法想象这十多年噩梦般岁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但从她慈祥的笑容和两鬓飘逸的一缕白发，可以看出她坚韧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令我们特别感动。
宋文郁首先说明来意，从回忆1959年由少奇同志的秘书吕振羽和江明口述，他参加记录整理(笔名闻君)的长篇回忆录《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在《中国青年》上连载，引起强烈反响谈起，表明这次登门拜访，就是想请光美同志写写回忆少奇同志的文章。王光美表示，她的身份不宜写回忆文章，目前也没有这种心境。我们表示理解，提出请她的子女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或者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行。王光美还是有些犹豫：“孩子们都还年轻……”我们马上解释，《中国青年》本来就是青年人的刊物，由子女们来回忆最好。王光美又问：“你们想请他们谈什么呢？”宋文郁明确表示，专门谈“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和青年。王光美看着我们，很慎重地问：“你们敢写，刊物能登吗？！”我们表示既敢写也能登。我拿出准备好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刊物送给她看，宋文郁则特意介绍了我们三人写的“天安门事件”英雄和刊登“天安门诗抄”引起的风波，以表明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王光美一边听，一边翻看刊物，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愿意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孩子们，赞同你们和他们当面谈，至于孩子们愿不愿写回忆文章，愿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那要由他们来决定。好不好？”我们听了非常欣喜，恳请王光美务必把孩子们都约齐，尽快会面。
坦诚与信任
1980年元旦刚过，王光美打电话来，约我们和她的子女会面。我和宋文郁赶到王光美家，几位年轻人已在客厅等候，见我们进来，都很有礼貌地站起来。王光美向我们介绍她的大女儿刘平平、二儿子刘源、三女儿刘亭亭，还有一个小女儿潇潇，“文化大革命”时太小，只有五六岁，就不参加我们的采访了。茶几上放着几本《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看来他们反复研究过了。
我打量着这三位共和国主席的子女，虽然都不曾见过，也不知道源源和亭亭，但平平的名字早在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智擒王光美》上就知道了。他们跟想象中的“高干子女”不同，看上去非常朴素平易，气质不凡，谈吐不俗，既流露出残酷岁月的深深伤痕，又颇为乐观大度。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刘氏姐弟没有任何客套话，开门见山地说，听母亲转达了你们的意见，也看了你们的复刊号，今天想当面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打算：第一，你们为什么要我们写回忆父亲“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这段历史？第二，你们敢不敢揭示和写出全部事实真相，有没有驾驭这些材料的能力？第三，文章写成后贵刊敢不敢、能不能全文发表？
刘氏姐弟很坦率，我们完全理解，能否做出满意的回答，是成败的关键。于是，我们也坦诚地回答：第一，党中央即将为少奇同志平反，这是大前提。少奇同志惨遭迫害是“文化大革命”最大冤案，是历史的悲剧。我们之所以要专门写这一段，就是要把这段历史真相告诉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从中展现少奇同志崇高品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让人们永远记住这血的教训，绝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由少奇同志的子女来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比记者采访的文章更为亲切、真实和感人。第二，至于敢不敢写出全部历史事实真相，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已深入人心。三中全会前，我们敢写出“四五天安门事件”真相，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也没退缩，那么今天，我们更有直面坦陈少奇同志遭受迫害的全部真相的勇气。第三，文章写成后，本刊一定能全文发表。这不是我们文艺部几个人的事，今天到这里来，是经过本刊总编辑和编委会共同研究同意的，这些意见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心。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和刘氏三姐弟交谈十分融洽，我们的坦诚和决心终于赢得他们的信任，取得了共识。王光美时不时也插几句话，给予热情支持。双方商定采访从元月10号开始连续作战。最后，王光美留我们在她家一起吃便饭，我们也不客气地答应了，边吃边聊，如同在家的感觉。
震撼心灵的采访
采访从1980年1月10日开始，每天上午、下午都谈，连续长谈了4天。这是王光美和子女刘平平、刘源和刘亭亭姐弟3人坐在一起，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忆和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憋了10多年的心里话，讲得那么坦诚、悲愤、热烈、奔放，就像江水冲开闸门汹涌澎湃。他们忍着深深的悲痛，讲述“文化大革命”如何突然掀起，在北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浑然不知；讲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前后少奇同志的不理解和困惑；讲述少奇同志如何据理驳斥林彪、康生和江青一伙的诬陷，用生命捍卫宪法和保护干部；讲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无私无畏地面对残酷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折磨……
回忆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王光美一直承受着最大的心痛：听着孩子们哭述她伤心，自己讲起悲惨遭遇也伤心。尽管残酷的批斗和十多年监狱早已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她也强忍不住老泪横流，讲到伤心处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捂着鼻子背过身去，或者到客厅和餐厅一角擦泪，由孩子们讲；一会儿又转过身，忍不住插话讲述起来。有一次潇潇回来，姐姐哥哥拥着小妹，讲起最后生死离别，向赵阿姨“托孤”，潇潇忍不住当着记者的面失声痛哭。当讲到少奇同志生命垂危时被押往开封一个秘密的“特别监狱”，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时，这撕心裂肺的悲痛，使王光美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间里呜咽好一阵，稍为喘过气又出来一起回忆述说。
我和宋文郁听着他们的讲述，残酷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异常震惊；看着他们悲痛欲绝而又刚毅无比的情形，我们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宋文郁是位老记者，他激动地对我说：“在我25年的记者生涯中，进行过无数次采访，而如此震撼心灵的采访，这还是第一次。”是的，这是我们毕生最难忘的采访。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这些设备，全靠我们紧紧握住笔，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颤抖，还要不时揩着模糊眼睛的泪水，不停地记录着。我们的采访是“残忍”的，因为这是在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心头撕开最悲痛的伤口。但是，为了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历史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发生这类惨剧，我们又必须继续采访下去。
平平、源源和亭亭也讲述了他们被撵出中南海之后的悲惨遭遇，讲述他们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孩子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到处东躲西藏，卖血为生；为了躲避搜捕，14岁的亭亭居然敢从5层楼的窗户钻出去，紧贴着墙翻上楼顶逃命；为了寻找爸爸妈妈，源源深夜逃出监督劳动的农村，靠一把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赶上火车；而平平从流放的农场跑了几百里，赶到火车站，火车刚刚起动，她一把揪住车门拼命呼喊挣扎，被火车甩下来晕倒，装进吉普车往回拉，刚苏醒又拼命往外跳。他们无路可走，只有写信找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母子们这才得以在秦城监狱重逢。接着，孩子们又开始寻找父亲的骨灰，由于“四人帮”和“专案组”的严密封锁和阻挠，那又是非常艰难、充满悲愤和痛苦的历程。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找到最后一年多一直跟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原卫士长、警卫和护理人员了解情况；王光美出狱后，首先是要查找少奇同志“专案组”的有关材料，查阅到当时的原始医疗记录档案。从医疗记录里看到，少奇同志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被迫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少奇同志两只胳膊和腿已经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少奇同志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已完全变成“葫芦”形了。这些真实而具体的记录，成了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狂”的罪行铁证。
王光美也讲述了她12年的监狱生活。她说，她最想念的是孩子们，尚未成年就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年轻冲动，干出傻事来。所以，孩子们每次来监狱看望，她总是要叮嘱他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爸爸的嘱咐，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绝对不能做对不起爸爸的事。王光美很欣慰地告诉我们，她生的4个孩子都很争气，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学，而且非常刻苦。当国家恢复高考时，他们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优异成绩。平平当上了翻译，后又留学美国，在以后4年里共取得一个学士、两个硕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学位，创下该校历史奇迹。亭亭考入人民大学，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二个考入美国哈佛商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潇潇以当年总分第二考入北京大学，后又保送德国攻读生物学硕士。我们采访时，源源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同我聊起毕业分配的事。作为少奇和光美同志唯一的儿子，他不打算出国留学，而是要遵从父亲的遗愿到最艰苦的基层工作，立志做人民的好儿子、多为人民办好事。他不肯去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选择父亲生前工作过、视察过、最后在那里去世的河南省，在父亲生前视察过的公社担任副主任，要替父母和家人报答河南人民的恩情。
连续4天采访初步告一段落后，宋文郁和我向杂志社编委会详尽汇报。尽管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但许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听说，都非常震惊和感动，认为这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回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控诉，一定要“下决心搞好，下决心在第3期发，下决心给足篇幅！”
送审风波
采访全部完成后，宋文郁和我动手写初稿，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星期，共4万来字，排出大样送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审阅修改。他们花了很大心血，非常认真仔细，字斟句酌，核对事实，补充修改，最后由源源定名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大家都很清楚，这篇文章分量太重，必须送审。问题是怎样送审、找谁拍板，我们想走条捷径、打个“擦边球”。考虑到源源他们上面的“叔叔们”多，能不能由源源他们几个孩子出面，直接找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恳请他尽快审阅，能有文字批件最好，口头默许也行，再送团中央审就好说了。源源他们都赞成这个办法。
我们正准备送审，1980年3月1日下午2时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打电话来说：“听说你们又抓了一篇大稿子，是专门写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事，送来我们看看。”总编辑关志豪和宋文郁立即赶去汇报有关情况。启立同志是团中央老领导，干校时和中国青年杂志社人员在一起，大家都很熟。他和蔼而又认真地说：“要发表这样重大的文章我们要过问，立即送文章清样给我和(李)瑞环同志看看。”我们立即照办。当晚8时，电话又通知关、宋到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处谈“刘稿”事，启立、瑞环同志在座。听取了我们情况汇报之后，韩英肯定地说：“书记处同志认为，青年社抓这样的稿子是好的，因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并决定，由关、宋陪启立和瑞环同志一起亲自拜访王光美。
当时，毛主席纪念堂刚建好，少奇同志也还没有正式公开昭雪平反，特别担心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引起青年人和群众对毛主席不满，怕出事、顾虑多是可以理解的。当晚9点半到王光美家，由启立和瑞环同志向王光美说明，团中央领导支持发表这篇回忆文章，因为事关重大，应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王光美表示理解和赞同，同时也讲道：“我本人和孩子们至今都是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写这篇文章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的，实事求是地告诉人民历史真相，不会影响对主席的敬仰，请大家放心。”最后商定由平平和源源出面送审。
我们急切地等待着送审结果。3月6日，源源打电话告知，任重叔叔已看过文章，基本通过。我们怀着满心喜悦赶到刘家，看到任重同志退回的送审清样，还有一封短信，全文是：
平平、源源：
看了《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总的来说是好的，可以发表。
一、文字找个秀才再压缩一些，重复的地方要删去。
二、有个地方把事实再查清楚，我注上了。
三、我边看边改了几字，供参考。
最后请光美同志过目定稿即可。
祝你们化悲痛为欢乐。
任重
三月二日
我们把批文抄件带回社里，大家都很高兴。编委会立即调整刊物版面，让摄影记者刘全聚去刘家拍摄照片，还专门设计了刊物封面，青年印刷厂的师傅们加班加点改样排版，确保这期刊物按时出版发行。同时，我们把任重同志的信和准备情况，及时报告给启立和瑞环同志，请他们放心。
就在我们连夜加班，正要签字付印时，情况突然有变！源源来电话说，刚刚接完任重叔叔的电话。任重叔叔说他看完文章后睡不着觉，反复考虑，这篇文章分量太重了，里边 及的一些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尚需仔细斟酌。为了慎重起见，他请示了华国锋主席。华主席认为这样的文章还是缓发为宜，要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是把文章中少奇同志挨斗的残酷场面和去世时白发一尺多长的情景删去，还是可以发表的。
我们一听，全傻眼了。可是，既然是送审，已有明确指示，就必须严格执行。幸好我事先早准备好一篇文稿，是郭晨、裘之倬根据安源老工人回忆和有关资料编写的《少奇同志在安源》，我重新改写过，并请王光美为本刊写信，讲“文化大革命”初期，少奇同志驳斥一些大字报和文章歪曲安源罢工，表达对安源人民的深厚感情。因为《工人日报》也提出这个要求，当时工人日报社的社长、总编都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过去的老领导，两家关系一直都很好，便写给两家同时发表。
另辟蹊径
第3期付印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又赶到刘家商量怎么办。大家一起分析华主席的意思，“缓发”缓到什么时候为宜？删改又删到什么程度方可？这篇回忆文章本来就是要写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遭遇的历史真相，如果删去挨斗场面和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这篇文章就失去价值和意义了。我们不干，刘氏姐弟更是非常激动地表示：宁可不发表，也决不同意删改！要是删改了，以后还怎么用？！态度十分坚决。
可是，大家摧心剖肝，辛辛苦苦忙了整整三个月，难道就这样算了？不！不能前功尽弃。党中央准备在5月份隆重举行少奇同志追悼大会，我们提出再次力争全文发表，如果实在不行，就另辟蹊径，以记者采访少奇同志子女的名义，用访问记的形式重新改写一篇，既不影响以后全文发表，又能赶在追悼会前表达儿女们对父亲的缅怀和爱戴。源源想了想，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较好，大家都赞成先试试。
此举成功的关键，就是必须弄清楚任重同志请示华主席的指示精神和他认为怎么做才行，而这只有亲自向任重同志请示才好。经我们理论部主任李禹兴帮助联系，同宋文郁一起到中央宣传部拜见任重同志，说明情况和我们的想法。任重同志是我们老作者，从五十年代起就经常给我们写文章，既是行家又平易近人。他和蔼而又无奈地表示，主要是这篇文章事关重大，尤为敏感，华主席也是从大局考虑，还是慎重一点缓缓为好。我们表示理解，提出改写“访问记”的方案，请任重同志指教。任重同志说，你们的建议不失为一种办法，可以考虑。他指着文章清样说，像回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有关少奇同志批斗挨打的段落；林彪一号通令后，少奇同志秘密关押开封监狱，最后惨死的段落，的确是太悲惨了，怕读者一时承受不了，最好是回避为宜。
得到任重同志的支持和明示，宋文郁和我连续奋战好几天，顺利完成，标题采用少奇同志对孩子们最后的沉重嘱托“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副题为“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回忆爸爸刘少奇”，全文1.5万字。28日，宋文郁和我带着刚排好的访问记，向王光美和源源他们讲述了拜访任重同志的情况。源源还是明确表示，不赞成对文章大块删节，好争取以后有机会全文发表，同意我们记者写访问记。于是，我们拿出访问记小样，源源大致翻阅了一遍表示基本同意，还要请母亲过目才能最后敲定。宋文郁反复解释，这篇访问记只是涉及你们回忆文章的部分内容，不影响今后全文发表。源源笑了。
3月29日上午，源源来电话说，母亲看了小样后表示同意。当天下午，我们又赶紧交任重同志审阅。任重同志翻着小样笑道：“你们行动很快哟，我基本同意，还得仔细看看，还要给书记处同志看，你们再补送5份小样来。”我们立即照办。31日下午，任重同志批了下来。最后，按时付印。
1980年4月11日，新出版的《中国青年》第4期，封面是一棵傲然挺立的青松，内文刊登了“本刊记者宋文郁、孙兴盛”写的这篇访问记。4月15日，《工人日报》用一个半的版面全文转载。我们到王光美家送刊物，他们正忙着少奇同志追悼会的事，这正好作为我们和全国青年敬献给少奇同志英灵的一朵鲜花！得知全国和海外300多万读者正在争相阅读，他们都会心地笑了。我们也不无感慨地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次没有争取到全文发表，实在遗憾。过些时日，当你们争取到全文发表时，可别忘了我们，一定要交本刊发表。
1980年12月初，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犯罪集团的时候，源源来电话告诉我们，为了配合公审，中央决定全文发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我们正要欢呼，他又说，中央没有说要你们刊物发表，指定给《工人日报》发。我们一听，又傻眼了！大家都很不理解、很焦急。我们赶到刘家了解情况，想再力争一下。源源说，是总书记耀邦同志批准全文发表，考虑到少奇同志是我党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由《工人日报》发为好。我们无话可说了！
源源表示：“为了尊重贵刊和你们编辑记者付出的劳动，我已告诉《工人日报》，在全文发表时，一定要注明本文是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我们也表示，只要能全文发表，至于是由《中国青年》发，还是由《工人日报》发，都是一样的。少奇同志讲得好，“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心愿，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如今终于实现了！
1978年9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在圆满解决因报道天安门事件而引起的复刊风波后，深受鼓舞的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宣传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被打成“中国头号走资派”、被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罪名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悲惨遭遇，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和广大青年。
1979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春节联欢会上，当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再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怀着对少奇同志无比深切的怀念和崇敬，纷纷涌上前去和她紧紧握手和热烈拥抱，许多人失声痛哭。但要公开报道少奇同志，还很困难。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重新修正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抓住这个机会，采用“参观巡礼”的报道形式，全面系统又简明扼要地报道各个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列出他们的名字、刊登他们的照片，将林彪和“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祭奠那些遭受过诬陷和迫害的不朽英灵。我用的题目是周总理的一句名言“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特意突出党的七大上少奇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照片。这是“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被打倒以来在报刊上第一次公开刊登少奇同志的照片。没想到，这篇报道在《中国青年》1979年第11期发表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时，我们终于打听到王光美的住址和电话。文艺部宋文郁主任非常高兴，要我马上打电话联系，争取尽快登门拜访。我拨通电话，正好是王光美接的，我便自报家门，代表杂志社同仁表示深切问候。我说，少奇同志生前一直非常关怀和支持我们《中国青年》，1959年我们还连续刊登过少奇同志秘书的长篇回忆录《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王光美说：“我还有这个印象，你们找我有事吗？”我说：“我们一直很想拜访您，约请您为我们写写少奇同志……”我的话还没说完，王光美就明白了，立即说：“实在对不起，我现在确实很忙，工人日报社、人民日报社，还有新华社都找我，有的要写少奇同志在安源，有的要写少奇同志在延安和新四军的情况……”我知道这是在婉拒我们，便立即说：“这些我们都不写，只想专门写少奇同志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让全国人民知道历史真相。”王光美“啊”了一声，我又重复了一遍。她停了会儿问：“你们敢吗？”我说：“当然敢！这是我们编辑部的共同愿望和决心，我们领导想亲自登门拜访您，当面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在百忙中见我们一面。”王光美停了停爽快地答应：“那好，你们来吧。”
1979年底的一个上午，宋文郁、陈汉涛和我从三里屯杂志社骑车，直奔木樨地王光美家，王光美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过去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王光美，也无法想象这十多年噩梦般岁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但从她慈祥的笑容和两鬓飘逸的一缕白发，可以看出她坚韧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令我们特别感动。
宋文郁首先说明来意，从回忆1959年由少奇同志的秘书吕振羽和江明口述，他参加记录整理(笔名闻君)的长篇回忆录《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在《中国青年》上连载，引起强烈反响谈起，表明这次登门拜访，就是想请光美同志写写回忆少奇同志的文章。王光美表示，她的身份不宜写回忆文章，目前也没有这种心境。我们表示理解，提出请她的子女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或者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行。王光美还是有些犹豫：“孩子们都还年轻……”我们马上解释，《中国青年》本来就是青年人的刊物，由子女们来回忆最好。王光美又问：“你们想请他们谈什么呢？”宋文郁明确表示，专门谈“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和青年。王光美看着我们，很慎重地问：“你们敢写，刊物能登吗？！”我们表示既敢写也能登。我拿出准备好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刊物送给她看，宋文郁则特意介绍了我们三人写的“天安门事件”英雄和刊登“天安门诗抄”引起的风波，以表明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王光美一边听，一边翻看刊物，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愿意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孩子们，赞同你们和他们当面谈，至于孩子们愿不愿写回忆文章，愿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那要由他们来决定。好不好？”我们听了非常欣喜，恳请王光美务必把孩子们都约齐，尽快会面。
坦诚与信任
1980年元旦刚过，王光美打电话来，约我们和她的子女会面。我和宋文郁赶到王光美家，几位年轻人已在客厅等候，见我们进来，都很有礼貌地站起来。王光美向我们介绍她的大女儿刘平平、二儿子刘源、三女儿刘亭亭，还有一个小女儿潇潇，“文化大革命”时太小，只有五六岁，就不参加我们的采访了。茶几上放着几本《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看来他们反复研究过了。
我打量着这三位共和国主席的子女，虽然都不曾见过，也不知道源源和亭亭，但平平的名字早在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智擒王光美》上就知道了。他们跟想象中的“高干子女”不同，看上去非常朴素平易，气质不凡，谈吐不俗，既流露出残酷岁月的深深伤痕，又颇为乐观大度。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刘氏姐弟没有任何客套话，开门见山地说，听母亲转达了你们的意见，也看了你们的复刊号，今天想当面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打算：第一，你们为什么要我们写回忆父亲“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这段历史？第二，你们敢不敢揭示和写出全部事实真相，有没有驾驭这些材料的能力？第三，文章写成后贵刊敢不敢、能不能全文发表？
刘氏姐弟很坦率，我们完全理解，能否做出满意的回答，是成败的关键。于是，我们也坦诚地回答：第一，党中央即将为少奇同志平反，这是大前提。少奇同志惨遭迫害是“文化大革命”最大冤案，是历史的悲剧。我们之所以要专门写这一段，就是要把这段历史真相告诉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从中展现少奇同志崇高品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让人们永远记住这血的教训，绝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由少奇同志的子女来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比记者采访的文章更为亲切、真实和感人。第二，至于敢不敢写出全部历史事实真相，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已深入人心。三中全会前，我们敢写出“四五天安门事件”真相，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也没退缩，那么今天，我们更有直面坦陈少奇同志遭受迫害的全部真相的勇气。第三，文章写成后，本刊一定能全文发表。这不是我们文艺部几个人的事，今天到这里来，是经过本刊总编辑和编委会共同研究同意的，这些意见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心。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和刘氏三姐弟交谈十分融洽，我们的坦诚和决心终于赢得他们的信任，取得了共识。王光美时不时也插几句话，给予热情支持。双方商定采访从元月10号开始连续作战。最后，王光美留我们在她家一起吃便饭，我们也不客气地答应了，边吃边聊，如同在家的感觉。
震撼心灵的采访
采访从1980年1月10日开始，每天上午、下午都谈，连续长谈了4天。这是王光美和子女刘平平、刘源和刘亭亭姐弟3人坐在一起，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忆和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憋了10多年的心里话，讲得那么坦诚、悲愤、热烈、奔放，就像江水冲开闸门汹涌澎湃。他们忍着深深的悲痛，讲述“文化大革命”如何突然掀起，在北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浑然不知；讲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前后少奇同志的不理解和困惑；讲述少奇同志如何据理驳斥林彪、康生和江青一伙的诬陷，用生命捍卫宪法和保护干部；讲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无私无畏地面对残酷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折磨……
回忆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王光美一直承受着最大的心痛：听着孩子们哭述她伤心，自己讲起悲惨遭遇也伤心。尽管残酷的批斗和十多年监狱早已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她也强忍不住老泪横流，讲到伤心处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捂着鼻子背过身去，或者到客厅和餐厅一角擦泪，由孩子们讲；一会儿又转过身，忍不住插话讲述起来。有一次潇潇回来，姐姐哥哥拥着小妹，讲起最后生死离别，向赵阿姨“托孤”，潇潇忍不住当着记者的面失声痛哭。当讲到少奇同志生命垂危时被押往开封一个秘密的“特别监狱”，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时，这撕心裂肺的悲痛，使王光美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间里呜咽好一阵，稍为喘过气又出来一起回忆述说。
我和宋文郁听着他们的讲述，残酷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异常震惊；看着他们悲痛欲绝而又刚毅无比的情形，我们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宋文郁是位老记者，他激动地对我说：“在我25年的记者生涯中，进行过无数次采访，而如此震撼心灵的采访，这还是第一次。”是的，这是我们毕生最难忘的采访。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这些设备，全靠我们紧紧握住笔，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颤抖，还要不时揩着模糊眼睛的泪水，不停地记录着。我们的采访是“残忍”的，因为这是在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心头撕开最悲痛的伤口。但是，为了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历史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发生这类惨剧，我们又必须继续采访下去。
平平、源源和亭亭也讲述了他们被撵出中南海之后的悲惨遭遇，讲述他们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孩子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到处东躲西藏，卖血为生；为了躲避搜捕，14岁的亭亭居然敢从5层楼的窗户钻出去，紧贴着墙翻上楼顶逃命；为了寻找爸爸妈妈，源源深夜逃出监督劳动的农村，靠一把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赶上火车；而平平从流放的农场跑了几百里，赶到火车站，火车刚刚起动，她一把揪住车门拼命呼喊挣扎，被火车甩下来晕倒，装进吉普车往回拉，刚苏醒又拼命往外跳。他们无路可走，只有写信找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母子们这才得以在秦城监狱重逢。接着，孩子们又开始寻找父亲的骨灰，由于“四人帮”和“专案组”的严密封锁和阻挠，那又是非常艰难、充满悲愤和痛苦的历程。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找到最后一年多一直跟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原卫士长、警卫和护理人员了解情况；王光美出狱后，首先是要查找少奇同志“专案组”的有关材料，查阅到当时的原始医疗记录档案。从医疗记录里看到，少奇同志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被迫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少奇同志两只胳膊和腿已经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少奇同志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已完全变成“葫芦”形了。这些真实而具体的记录，成了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狂”的罪行铁证。
王光美也讲述了她12年的监狱生活。她说，她最想念的是孩子们，尚未成年就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年轻冲动，干出傻事来。所以，孩子们每次来监狱看望，她总是要叮嘱他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爸爸的嘱咐，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绝对不能做对不起爸爸的事。王光美很欣慰地告诉我们，她生的4个孩子都很争气，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学，而且非常刻苦。当国家恢复高考时，他们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优异成绩。平平当上了翻译，后又留学美国，在以后4年里共取得一个学士、两个硕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学位，创下该校历史奇迹。亭亭考入人民大学，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二个考入美国哈佛商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潇潇以当年总分第二考入北京大学，后又保送德国攻读生物学硕士。我们采访时，源源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同我聊起毕业分配的事。作为少奇和光美同志唯一的儿子，他不打算出国留学，而是要遵从父亲的遗愿到最艰苦的基层工作，立志做人民的好儿子、多为人民办好事。他不肯去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选择父亲生前工作过、视察过、最后在那里去世的河南省，在父亲生前视察过的公社担任副主任，要替父母和家人报答河南人民的恩情。
连续4天采访初步告一段落后，宋文郁和我向杂志社编委会详尽汇报。尽管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但许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听说，都非常震惊和感动，认为这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回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控诉，一定要“下决心搞好，下决心在第3期发，下决心给足篇幅！”
送审风波
采访全部完成后，宋文郁和我动手写初稿，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星期，共4万来字，排出大样送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审阅修改。他们花了很大心血，非常认真仔细，字斟句酌，核对事实，补充修改，最后由源源定名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大家都很清楚，这篇文章分量太重，必须送审。问题是怎样送审、找谁拍板，我们想走条捷径、打个“擦边球”。考虑到源源他们上面的“叔叔们”多，能不能由源源他们几个孩子出面，直接找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恳请他尽快审阅，能有文字批件最好，口头默许也行，再送团中央审就好说了。源源他们都赞成这个办法。
我们正准备送审，1980年3月1日下午2时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打电话来说：“听说你们又抓了一篇大稿子，是专门写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事，送来我们看看。”总编辑关志豪和宋文郁立即赶去汇报有关情况。启立同志是团中央老领导，干校时和中国青年杂志社人员在一起，大家都很熟。他和蔼而又认真地说：“要发表这样重大的文章我们要过问，立即送文章清样给我和(李)瑞环同志看看。”我们立即照办。当晚8时，电话又通知关、宋到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处谈“刘稿”事，启立、瑞环同志在座。听取了我们情况汇报之后，韩英肯定地说：“书记处同志认为，青年社抓这样的稿子是好的，因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并决定，由关、宋陪启立和瑞环同志一起亲自拜访王光美。
当时，毛主席纪念堂刚建好，少奇同志也还没有正式公开昭雪平反，特别担心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引起青年人和群众对毛主席不满，怕出事、顾虑多是可以理解的。当晚9点半到王光美家，由启立和瑞环同志向王光美说明，团中央领导支持发表这篇回忆文章，因为事关重大，应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王光美表示理解和赞同，同时也讲道：“我本人和孩子们至今都是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写这篇文章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的，实事求是地告诉人民历史真相，不会影响对主席的敬仰，请大家放心。”最后商定由平平和源源出面送审。
我们急切地等待着送审结果。3月6日，源源打电话告知，任重叔叔已看过文章，基本通过。我们怀着满心喜悦赶到刘家，看到任重同志退回的送审清样，还有一封短信，全文是：
平平、源源：
看了《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总的来说是好的，可以发表。
一、文字找个秀才再压缩一些，重复的地方要删去。
二、有个地方把事实再查清楚，我注上了。
三、我边看边改了几字，供参考。
最后请光美同志过目定稿即可。
祝你们化悲痛为欢乐。
任重
三月二日
我们把批文抄件带回社里，大家都很高兴。编委会立即调整刊物版面，让摄影记者刘全聚去刘家拍摄照片，还专门设计了刊物封面，青年印刷厂的师傅们加班加点改样排版，确保这期刊物按时出版发行。同时，我们把任重同志的信和准备情况，及时报告给启立和瑞环同志，请他们放心。
就在我们连夜加班，正要签字付印时，情况突然有变！源源来电话说，刚刚接完任重叔叔的电话。任重叔叔说他看完文章后睡不着觉，反复考虑，这篇文章分量太重了，里边 及的一些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尚需仔细斟酌。为了慎重起见，他请示了华国锋主席。华主席认为这样的文章还是缓发为宜，要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是把文章中少奇同志挨斗的残酷场面和去世时白发一尺多长的情景删去，还是可以发表的。
我们一听，全傻眼了。可是，既然是送审，已有明确指示，就必须严格执行。幸好我事先早准备好一篇文稿，是郭晨、裘之倬根据安源老工人回忆和有关资料编写的《少奇同志在安源》，我重新改写过，并请王光美为本刊写信，讲“文化大革命”初期，少奇同志驳斥一些大字报和文章歪曲安源罢工，表达对安源人民的深厚感情。因为《工人日报》也提出这个要求，当时工人日报社的社长、总编都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过去的老领导，两家关系一直都很好，便写给两家同时发表。
另辟蹊径
第3期付印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又赶到刘家商量怎么办。大家一起分析华主席的意思，“缓发”缓到什么时候为宜？删改又删到什么程度方可？这篇回忆文章本来就是要写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遭遇的历史真相，如果删去挨斗场面和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这篇文章就失去价值和意义了。我们不干，刘氏姐弟更是非常激动地表示：宁可不发表，也决不同意删改！要是删改了，以后还怎么用？！态度十分坚决。
可是，大家摧心剖肝，辛辛苦苦忙了整整三个月，难道就这样算了？不！不能前功尽弃。党中央准备在5月份隆重举行少奇同志追悼大会，我们提出再次力争全文发表，如果实在不行，就另辟蹊径，以记者采访少奇同志子女的名义，用访问记的形式重新改写一篇，既不影响以后全文发表，又能赶在追悼会前表达儿女们对父亲的缅怀和爱戴。源源想了想，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较好，大家都赞成先试试。
此举成功的关键，就是必须弄清楚任重同志请示华主席的指示精神和他认为怎么做才行，而这只有亲自向任重同志请示才好。经我们理论部主任李禹兴帮助联系，同宋文郁一起到中央宣传部拜见任重同志，说明情况和我们的想法。任重同志是我们老作者，从五十年代起就经常给我们写文章，既是行家又平易近人。他和蔼而又无奈地表示，主要是这篇文章事关重大，尤为敏感，华主席也是从大局考虑，还是慎重一点缓缓为好。我们表示理解，提出改写“访问记”的方案，请任重同志指教。任重同志说，你们的建议不失为一种办法，可以考虑。他指着文章清样说，像回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有关少奇同志批斗挨打的段落；林彪一号通令后，少奇同志秘密关押开封监狱，最后惨死的段落，的确是太悲惨了，怕读者一时承受不了，最好是回避为宜。
得到任重同志的支持和明示，宋文郁和我连续奋战好几天，顺利完成，标题采用少奇同志对孩子们最后的沉重嘱托“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副题为“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回忆爸爸刘少奇”，全文1.5万字。28日，宋文郁和我带着刚排好的访问记，向王光美和源源他们讲述了拜访任重同志的情况。源源还是明确表示，不赞成对文章大块删节，好争取以后有机会全文发表，同意我们记者写访问记。于是，我们拿出访问记小样，源源大致翻阅了一遍表示基本同意，还要请母亲过目才能最后敲定。宋文郁反复解释，这篇访问记只是涉及你们回忆文章的部分内容，不影响今后全文发表。源源笑了。
3月29日上午，源源来电话说，母亲看了小样后表示同意。当天下午，我们又赶紧交任重同志审阅。任重同志翻着小样笑道：“你们行动很快哟，我基本同意，还得仔细看看，还要给书记处同志看，你们再补送5份小样来。”我们立即照办。31日下午，任重同志批了下来。最后，按时付印。
1980年4月11日，新出版的《中国青年》第4期，封面是一棵傲然挺立的青松，内文刊登了“本刊记者宋文郁、孙兴盛”写的这篇访问记。4月15日，《工人日报》用一个半的版面全文转载。我们到王光美家送刊物，他们正忙着少奇同志追悼会的事，这正好作为我们和全国青年敬献给少奇同志英灵的一朵鲜花！得知全国和海外300多万读者正在争相阅读，他们都会心地笑了。我们也不无感慨地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次没有争取到全文发表，实在遗憾。过些时日，当你们争取到全文发表时，可别忘了我们，一定要交本刊发表。
1980年12月初，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犯罪集团的时候，源源来电话告诉我们，为了配合公审，中央决定全文发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我们正要欢呼，他又说，中央没有说要你们刊物发表，指定给《工人日报》发。我们一听，又傻眼了！大家都很不理解、很焦急。我们赶到刘家了解情况，想再力争一下。源源说，是总书记耀邦同志批准全文发表，考虑到少奇同志是我党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由《工人日报》发为好。我们无话可说了！
源源表示：“为了尊重贵刊和你们编辑记者付出的劳动，我已告诉《工人日报》，在全文发表时，一定要注明本文是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我们也表示，只要能全文发表，至于是由《中国青年》发，还是由《工人日报》发，都是一样的。少奇同志讲得好，“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心愿，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如今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