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腐朽与民国初年的动荡政局，为西方列强在中国边疆兴风作浪提供了时机。1911年外蒙古分裂派王公哲布尊丹巴等在沙俄支持下聚会于库伦，决定脱离中国，派遣代表团到圣彼得堡请求沙俄庇护。该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权统治。1912年2月15日，在沙俄策动下，哲布尊丹巴乘机宣布成立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所谓“大蒙古国”，自封“大蒙古国”皇帝，建国号为“共戴”。
外蒙分裂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分裂活动，激怒了包括外蒙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图盟墨尔根王因反对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竟然被分裂分子拘捕刑讯于库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日发布大总统宣言昭告全世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同时，孙中山先生还致电外蒙王公、喇嘛，揭露沙俄狼子野心，请他们“速派代表来宁（南京市）参与政要”。袁世凯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继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显然，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特别是如何顶住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边疆地区少数分裂分子掀起的狂风浊浪，是对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严峻考验。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果断出招，打出了一连串“组合拳”，迅速瓦解了外蒙独立阴谋。
舆论施压
袁世凯于1912年3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积极坚持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的国家主权。继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宣言之后，袁世凯于4月22日发布大总统令，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54页）面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严正立场，各怀鬼胎的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沙俄没有一个国家敢承认所谓的“大蒙古国”。针对库伦“大蒙古国”分裂闹剧，袁世凯致电哲布尊丹巴：“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已经总揽政务权，举付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地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希望哲布尊丹巴“悔悟”，“勿再听信他人唆使”。并随即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那彦图为交涉代表前往库伦。
优惠安抚
在法理上断其库伦分裂势力前途的基础上，袁世凯在民族政策上大打优惠牌。1912年8月公布《蒙古待遇条例》，条例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篱待遇，应与内地一律。各王公原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王公俸饷从优支给”等。另外，对于脱离库伦“大蒙古国”分裂政权返回中国的外蒙高级官员给予优待。袁世凯曾经亲自接见返回中国的库伦政府原陆军部侍郎那贝勒，给予慰勉，并晋封其为郡王。有人曾经做过统计，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加封的蒙古王公，比清朝几百年封的王公还要多。袁世凯的这一招果然见效，库伦等地的不少蒙古大臣陆续返回，所谓的“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形单影只，风雨飘摇，日子并不好过。
军事震慑
行伍出身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头头，他手中有数十万精兵。上文提到的给哲布尊丹巴的那一份电文中，袁世凯恩威并施，严正警告：“现各省将领，以领土损失，治权亏缺，愤慨甚烈，各思纠集健儿，以与贵喇嘛相见。”袁世凯在多管齐下之中，也确实谋划了武力解决。库伦政权拘捕刑讯图盟墨尔根王，袁世凯就以墨尔根王是“民国政府优待条件所承认”的王爷抗议库伦政权的行为为非法，并以其为由谋划出兵。袁世凯命令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坚决反击外蒙古叛军对内蒙古的侵犯，并在1912年底将外蒙古的叛军驱逐出了内蒙，内蒙的形势很快稳定下来，也极大地震慑了库伦的所谓“大蒙古国”政权。
谈判斗争
通过外交谈判，确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这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库伦的分裂分子外蒙古王公，更要面对以所谓调停人身份出现的“大蒙古国”的后台老板——阴险、狡诈、贪婪的沙俄。1912年10月，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以专使身份与“大蒙古国”当局谈判，袁世凯政府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向沙俄声明俄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沙俄公然无视中国的声明，仍然于1912年12月3日与所谓的“大蒙古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以支持外蒙古自治换取了沙俄在外蒙有排他性的商业地位，而对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则只字未提。《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中国人民的一片声讨，举国舆论哗然。外交总长梁如治辞职，继任外长陆征祥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于1913年5月20日议定《解决蒙事条文六款》因为承认俄方的商务利益，在国内遭到强烈反对，7月11日被参议院否决。9月18日，中国继任外长孙宝琦与库朋斯齐再度谈判，达成《中俄声明文件》。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沦为“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14年9月8日起，中、俄、外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赴会谈判前夕，袁世凯面谕全权专使毕桂芳、陈蒙，要求将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中已议定的“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取消独立、取消“共戴”年号、取消帝号等作为开议的先决条件。所以，会议一开始，中方代表即按照袁世凯的训令要求外蒙将取消独立、遵用中华民国年号等作为会议的先决条件。开始的十多次会议均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激烈的交锋，三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中国专使态度坚决，拒不妥协。最终，经3个月谈判斗争，加之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顾不暇的沙俄与得不到后台老板支持的外蒙分裂分子不得不双双妥协，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废除国号、年号、帝号以及政府名义，哲布尊丹巴图克图汗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1915年6月7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所谓“大蒙古国”寿终正寝。外蒙古重新恢复为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自治地方。
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要坚持实事求是。当年，年轻的中华民国立国未稳，当家人袁世凯面对狼子野心的沙俄和已经小成气候的外蒙古分裂势力，能审时度势，针锋相对，连出四招，基本上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特别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谈判斗争，重新确立了中国对外蒙古领土的主权，使所谓的“大蒙古国”的闹剧偃旗息鼓，曲终人散，无论如何当属不易。其历史功绩，值得肯定。
外蒙分裂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分裂活动，激怒了包括外蒙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图盟墨尔根王因反对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竟然被分裂分子拘捕刑讯于库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日发布大总统宣言昭告全世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同时，孙中山先生还致电外蒙王公、喇嘛，揭露沙俄狼子野心，请他们“速派代表来宁（南京市）参与政要”。袁世凯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继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显然，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特别是如何顶住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边疆地区少数分裂分子掀起的狂风浊浪，是对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严峻考验。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果断出招，打出了一连串“组合拳”，迅速瓦解了外蒙独立阴谋。
舆论施压
袁世凯于1912年3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积极坚持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的国家主权。继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宣言之后，袁世凯于4月22日发布大总统令，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54页）面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严正立场，各怀鬼胎的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沙俄没有一个国家敢承认所谓的“大蒙古国”。针对库伦“大蒙古国”分裂闹剧，袁世凯致电哲布尊丹巴：“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已经总揽政务权，举付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地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希望哲布尊丹巴“悔悟”，“勿再听信他人唆使”。并随即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那彦图为交涉代表前往库伦。
优惠安抚
在法理上断其库伦分裂势力前途的基础上，袁世凯在民族政策上大打优惠牌。1912年8月公布《蒙古待遇条例》，条例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篱待遇，应与内地一律。各王公原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王公俸饷从优支给”等。另外，对于脱离库伦“大蒙古国”分裂政权返回中国的外蒙高级官员给予优待。袁世凯曾经亲自接见返回中国的库伦政府原陆军部侍郎那贝勒，给予慰勉，并晋封其为郡王。有人曾经做过统计，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加封的蒙古王公，比清朝几百年封的王公还要多。袁世凯的这一招果然见效，库伦等地的不少蒙古大臣陆续返回，所谓的“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形单影只，风雨飘摇，日子并不好过。
军事震慑
行伍出身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头头，他手中有数十万精兵。上文提到的给哲布尊丹巴的那一份电文中，袁世凯恩威并施，严正警告：“现各省将领，以领土损失，治权亏缺，愤慨甚烈，各思纠集健儿，以与贵喇嘛相见。”袁世凯在多管齐下之中，也确实谋划了武力解决。库伦政权拘捕刑讯图盟墨尔根王，袁世凯就以墨尔根王是“民国政府优待条件所承认”的王爷抗议库伦政权的行为为非法，并以其为由谋划出兵。袁世凯命令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坚决反击外蒙古叛军对内蒙古的侵犯，并在1912年底将外蒙古的叛军驱逐出了内蒙，内蒙的形势很快稳定下来，也极大地震慑了库伦的所谓“大蒙古国”政权。
谈判斗争
通过外交谈判，确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这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库伦的分裂分子外蒙古王公，更要面对以所谓调停人身份出现的“大蒙古国”的后台老板——阴险、狡诈、贪婪的沙俄。1912年10月，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以专使身份与“大蒙古国”当局谈判，袁世凯政府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向沙俄声明俄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沙俄公然无视中国的声明，仍然于1912年12月3日与所谓的“大蒙古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以支持外蒙古自治换取了沙俄在外蒙有排他性的商业地位，而对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则只字未提。《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中国人民的一片声讨，举国舆论哗然。外交总长梁如治辞职，继任外长陆征祥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于1913年5月20日议定《解决蒙事条文六款》因为承认俄方的商务利益，在国内遭到强烈反对，7月11日被参议院否决。9月18日，中国继任外长孙宝琦与库朋斯齐再度谈判，达成《中俄声明文件》。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沦为“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14年9月8日起，中、俄、外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赴会谈判前夕，袁世凯面谕全权专使毕桂芳、陈蒙，要求将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中已议定的“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取消独立、取消“共戴”年号、取消帝号等作为开议的先决条件。所以，会议一开始，中方代表即按照袁世凯的训令要求外蒙将取消独立、遵用中华民国年号等作为会议的先决条件。开始的十多次会议均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激烈的交锋，三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中国专使态度坚决，拒不妥协。最终，经3个月谈判斗争，加之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顾不暇的沙俄与得不到后台老板支持的外蒙分裂分子不得不双双妥协，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废除国号、年号、帝号以及政府名义，哲布尊丹巴图克图汗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1915年6月7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所谓“大蒙古国”寿终正寝。外蒙古重新恢复为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自治地方。
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要坚持实事求是。当年，年轻的中华民国立国未稳，当家人袁世凯面对狼子野心的沙俄和已经小成气候的外蒙古分裂势力，能审时度势，针锋相对，连出四招，基本上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特别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谈判斗争，重新确立了中国对外蒙古领土的主权，使所谓的“大蒙古国”的闹剧偃旗息鼓，曲终人散，无论如何当属不易。其历史功绩，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