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对战略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 。国民党军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刘峙和李仙洲。1946年9月，刘峙轻率下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结果为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所乘，整三师全军覆没，刘峙因指挥无能而于战后被免职。1947年2月，守莱芜的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突围心切，率部出莱芜城后，未派部队占据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部队留守莱芜以为支持，结果被中共华东野战军于前设伏，于后断其回城之路，而李部位于狭长地段，机动空间有限，不能展开，只能被迫向内收缩，致互相拥挤，队形大乱，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未有多少战斗即迅速瓦解，4万人的部队，不过4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事后检讨，蒋介石认为失败“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负责指挥的王耀武说：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396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在对于战术的机械理解方面，张灵甫可为例证。孟良崮战役打响后，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固执于所谓居高临下的优势，将部队拉上孟良崮高地，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251~253、432~433页。张灵甫最后只能以惨败身亡而结束此役。同时，军队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军至师，至少有四五级之多，命令来回反复，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莱芜之战，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判断华野将围攻李仙洲部，遂于2月16日令李部后撤，但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则判断为“共军败退”，严令李部重回原地。使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华野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上峰批准即命李部火速后撤。但是二天的动摇与延误，已经注定了李部的覆灭命运。所谓“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莱芜战役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87、162页。在情报方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苏北、延安、山东的情报均为中共事先所获，令其在军事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且使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蒋介石亦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68页；《徐永昌日记》，1947年1月6日。最可笑的是，作为国民党军的统帅，蒋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莱芜战役中，与中共有秘密联系的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接受华野指示，临阵主动脱离指挥，导致该部因群龙无首而一片混乱，率先被歼，并牵累李仙洲的全盘行动。事后，韩领中共之意，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蒋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直到1年后，韩练成在西北任职时，其与中共的关系才暴露，结果又因张治中的关系而安然脱离，潜赴香港，再转往中共根据地。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使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蒋介石一方面抱怨“国军在收复区内不能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以收军民协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们军事进展迟缓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又因担心民众泄密，居然要求“国军进入匪区，必须与当地民众隔离，以便封锁消息”。《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1947年6月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59、167页。可想而知，一支不能与民众交流的军队怎么可能在战争中得到民众的支持。
国民党军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再打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 。如同其自身检讨时所称：“匪军之优点无他，在其各级干部均能不避危难，身先士卒，以贯彻其任，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国民党军的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即所谓“抓夫”。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如蒋介石所承认：“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07页。加之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使本为最广大兵源的农民没有征补的积极性，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结果就是，国民党军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其后只能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军成了中共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据统计，战争第二年结束时，被俘后参加中共部队的前国民党军士兵已达到80余万人，这个数字占其时中共部队总人数（280万人）的286%，占中共野战部队总人数（149万人）的537%，可见国民党军士气之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第313页；第4卷，第2~5页。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郭忏自嘲是“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军的补充每落入中共部队之手，“岂非与之合作”。《徐永昌日记》，1947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