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除四害宣传画
除四害往事
□张笑天
人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否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近日整理旧时笔记，突然发现了我记在笔记本上的一首诗，是郭沫若的，忘记了发表在哪家报纸上，但肯定是大报。这首冠以《咒麻雀》的诗，引得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姑将郭沫若原诗抄录于此：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烧，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下的青年人看了郭老这首打油诗，恐怕要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我当年何以把这首诗抄下来，我恍惚记得，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们对郭老“大不敬”的奚落。
无疑，郭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除四害运动的鼓吹者。这首《咒麻雀》，把我拉回到1958年的春天，中央号令灭“四害”，这四害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对其他三害，人们似无疑义，唯独有些同情麻雀也遭灭顶之灾。当时上面传达下来的意思是，麻雀是害鸟，专门吃田里的粮食，只有令麻雀绝种才能真正雀口夺粮。
于是党报发社论，中央下文件，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麻雀运动。
诚如郭老所说，灭麻雀方式很多，轰赶、掏窝、火烧乃至下毒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战术是轰赶为主。怎么轰？就是从早到晚让麻雀不能落地、不能歇息、不能觅食、不能饮水，让它渴死、饿死、累死。我们历史系当时在自由大路的自由楼上课，大楼、操场便是我们的主战场。
我的任务是敲响器轰赶麻雀，当然没有那么多锣鼓铙钹，便以洗脸盆替代。我值守的地点是自由楼左侧二楼临街露台，手执洗脸盆，不停地用木棍敲击，时间一长，把搪瓷盆的漆片都敲碎了。那场面也叫壮观，全城鞭炮齐鸣，锣鼓震天，还有满操场呐喊着挥舞长竿奔突的人群，只见麻雀惶恐地在天上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窜，不敢落地，飞着飞着就气绝坠地了。一天下来战果辉煌，满操场死麻雀。我们便用麻绳把麻雀拴成一串一串的，去报捷。据当时报载，一年之中，全国共捕杀麻雀20多亿只，人均4只！
我记得，对全国全民剿灭麻雀行动，是有不同声音的，最先是从生物系老教授那里吹出风来，认为麻雀不能定位为害鸟，它虽然也糟蹋一些粮食，可它又能吃掉大量害虫，至少是功过各半。就是我们这些不谙生物科学的青年学子，也颇不以为然，总觉得这种运动有些滑稽，但只能私下里说，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科学家的下场。
当时中科院好多生物科学家都有异义，而且有人搬出了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消灭麻雀的教训——在剿灭麻雀后的几年里，致命的病虫害造成麦田减产，产生粮荒，逼得腓特烈大帝不敢因个人好恶而惩治麻雀，重新给了麻雀活路。
尽管学术界有不同声音，但后来有周建人先生振臂一呼，便万马齐喑了。周建人可是权威的生物科学家，且又是教育部副部长，他就在报纸上撰文，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力主清除害鸟不能犹豫。他认为时代改变了，但旧社会一些观点还残留着，包括科学界的“均衡论”，他号召大家不当自然界的“顺民”。
就在麻雀差不多在中国断子绝孙的时候，时来运转了。资料显示，失去了天敌的各种虫害开始猖獗，造成粮食减产和树木枯死，首先在南方显现恶果，其害远比麻雀要凶百倍。噤口的科学家们再次发出质疑声音，纷纷要求为麻雀平反。于是在1960年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四害删除了麻雀，代之以臭虫。
我记得，当时领导传达说：“麻雀打得差不多了，粮食也连年增产了，麻雀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了，以后就不要再打麻雀了。”
不过，那些力主维护生态平衡的科学家们，在八年后的“文革”中，又被找了后账，罪名不在反对捕杀麻雀，而是利用麻雀做文章。这是后话。
不管怎样，他们的坚持还是功不可没的。麻雀家族总算盼来了大赦令。今天，不管天南地北、城市乡村，适应力最强的麻雀又叽叽喳喳地满天飞了。
这使我想起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和食物链的法则，人可胜天，但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否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过去、现在、将来，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