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关心和保护
长期以来，毛泽东对习仲勋赞赏有加，并屡屡委以重任，即使在习仲勋遭受康生等人陷害时和“文革”期间，毛泽东也对习仲勋很关心，对习仲勋加以保护。这使得习仲勋在严酷的逆境中得以保全性命，并且在此期间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为后来复出工作奠定了基础。
“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毛泽东、党中央对习仲勋十分器重，不断给予重任。1936年6月，习仲勋参加西征，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9月，习仲勋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
委以重任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十分信任习仲勋，两人之间的革命情谊也逐渐建立起来了。习仲勋后来回忆道：1939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1943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毛主席找我谈话，鼓励我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
习仲勋不断变换着职务。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1945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不久，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党中央不断调换习仲勋的职务，是有意培养习仲勋，想让他在各方面工作中得到锻炼，而习仲勋也没有辜负毛泽东、党中央对他的期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做各种复杂的工作，习仲勋已经成为在党政军等各方面工作中都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进步看在眼里，并且给予很高评价，还一再在中央政治局中提议安排习仲勋更重要的领导职务，给习仲勋压更重的担子，培养锻炼他。1945年冬，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明确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此时，习仲勋才33岁。
在习仲勋到任前，毛泽东亲自找习仲勋谈话。毛泽东问习仲勋有什么困难没有。习仲勋说：我过去一直在基层工作，没有在中央工作过，怕做不好工作。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就这样，年轻的习仲勋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并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这在当时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重要领导干部了。
在这段时间里，习仲勋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他经常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后来习仲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每次去见毛主席时，事先总是约束自己要少说。可是一见到毛主席平易近人的样子，我的话就多了。讲完话后，我又很后悔，觉得话说多了，说错了。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我。“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习仲勋在指挥军事方面，也有很强的才能。他曾协助刘志丹在陕北军事斗争中，多次谋划军事方略，也曾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职务，积累了宝贵的作战指挥经验。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一点非常看重，他有意让习仲勋熟悉对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提议，让习仲勋担任野战军大兵团的领导职务。中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断给对习仲勋委以军事方面的重任。从1947年起，习仲勋历任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让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在陕北的野战军。习仲勋不负毛泽东所望，协助彭德怀，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部队指挥作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接着，习仲勋又参与指挥了陇东和三边战役。在此过程中，习仲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彭德怀对习仲勋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毛泽东也看到了习仲勋的军事才干，决定在军事上让他得到更多的锻炼。1947年7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
在战事紧张时，毛泽东也经常找习仲勋谈心。习仲勋回忆道：1947年12月在中央所在地杨家沟，毛主席和他谈起了学习问题。毛主席说，读书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那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书，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毛泽东不但关心习仲勋的学习，在工作上也更加重用他。
从1949年2月起，习仲勋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已经‘炉火纯青’了”，“比诸葛亮还厉害”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此时的习仲勋，已经是十分重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了。
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包括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阅读后，欣悦异常，于是对薄一波说：“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原来，薄一波也十分赞赏习仲勋。而且，他在延安时，就听到过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此时薄一波并不是顺情说好话，而是实事求是地从内心佩服习仲勋。毛泽东望着薄一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习仲勋已经‘炉火纯青’了”。“炉火纯青”4个字，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很高评价。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10多个兄弟民族，共有2350万多人。同时，那里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新疆地区民族矛盾的基本方针。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代表作。项谦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头人，原来对新中国人民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习仲勋针对项谦做了许多争取工作，终于使项谦放弃对人民政府的敌对态度，与人民政府合作。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在一次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魄力，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赏识他。当中央决定调部分地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时，习仲勋是被考虑上调中央工作的重要人选。当时毛泽东的考虑是：把仲勋调到中央来工作，在一些重要岗位上经受工作锻炼，以便提高他在中央的全面工作能力，今后让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毛泽东设想调习仲勋来中央委他的重要职务是中央宣传部长。他亲自在中央做出此项提议，并在中央得到通过。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毛泽东曾对林默涵和胡乔木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当时，习仲勋快满39岁。以这个年龄而主持中央一个十分重要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建国初期是不多的。习仲勋主持中宣部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正确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议让习仲勋到政务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53年9月，习仲勋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他参与了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协助周恩来处理大量国家事务，使自己熟悉了中央工作，全面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周恩来也对习仲勋十分信任和赏识，许多重大问题直接交给他处理。
多次出面保护身处逆境的习仲勋
在习仲勋努力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党政军重大事务时，却遭到了康生的陷害。康生陷害习仲勋，是由于历史上康生在心中暗自与习仲勋结了仇。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对此，习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习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在这两件事上，习仲勋从工作原则出发，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实践也证明，习仲勋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阴险的康生却在心里恨透了习仲勋。
康生陷害习仲勋，起因是小说《刘志丹》。刘志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地区著名的革命领导人，也是习仲勋的老领导和老战友。1936年4月，于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毛泽东曾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56年，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李考虑到记述刘志丹的事迹必须真实可靠，分寸把握也应该更慎重些，便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深厚感情，认真阅读了书稿，之后，于1960年春两次约请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习仲勋首先肯定作者所付出的劳动后，从历史和政治高度提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由于书中提到高岗，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习仲勋对此十分注意，特别提出：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小说中还说当时高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这不妥，不要写高岗。习仲勋提出意见后，作者又着手对作品进行修改，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后，印出少量样书，送给一些老同志中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作者考虑到这部书是宣传革命烈士的，又涉及党的历史，应该由中宣部审阅，便把样书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真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不但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宣传刘志丹的事迹。有了这样一些前提，作者才考虑先发表部分内容。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部分内容。《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仅仅发表作品的部分内容，已经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影响，许多读者深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所感奋，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
但是，对发表小说《刘志丹》，也有不同意见。持不同意见的人把意见报告给康生后，康生一开始也没有在意，但当他听说习仲勋曾看过小说稿后，立即关注起这件事来。康生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自己也说他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在思路已经转为重提阶级斗争。而恰在此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有人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晴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康生陷害习仲勋的手段也是独出心裁。本来，《刘志丹》已写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经根本没有提到高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过高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并且把矛头指向习仲勋，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诬蔑习仲勋等人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康生觉得这样还不够，他把习仲勋单独列出来，并且别有用心地把习仲勋和已经被中央批判的彭德怀、高岗列在一起，搞倒搞臭。于是，他借此事，说有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还说：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此时，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好会上，没有注意康生揪住习仲勋与小说《刘志丹》的关系问题。可康生却一直不放过习仲勋，他在会议上搞了这一套后，觉得要把这件事提到最高层，把习仲勋打倒。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一贯搞阴谋的康生，不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趁毛泽东把精力集中于讲话稿之机，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毛泽东。条子上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在会上念了纸条。毛泽东念了康生的条子后，康生趁机大造舆论。他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5个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这件事。康生的陷害得逞了。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在审查期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已经无法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审查小组写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1963年，习仲勋被隔离审查。
毛泽东心中一直对习仲勋存有好感。在毛泽东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这里安静一些，学习、生活条件都很好。毛泽东的打算是，过了这个风头，再让习仲勋出来工作。被隔离的习仲勋并没有消沉。他利用自己独居，环境清静的条件，认真读书。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从家里带来许多书籍。他每天早晨起来洗漱之后，即开始读书。吃过早饭后，活动一会儿，接着读书。
他每天读书的时间竟然长达十几个小时。他读的，主要是马列、毛主席著作。同时，他也读了许多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借此机会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但是，康生陷害习仲勋的力度是很大的。他罗织了不少材料后上报中央，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一次保护了习仲勋。中央的决定没有采纳康生等人的“重处理”意见，而是决定在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仍然保留党籍和公职，还让他到基层去担任领导职务。1965年，习仲勋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在康生主持下，对习仲勋的审查没完没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文革”开始时，习仲勋继续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虽然他已经远离北京，但康生并没有放过他，而是鼓动北京的红卫兵串连西安的红卫兵、河南省以及洛阳市的红卫兵去洛阳揪斗习仲勋。
1966年冬天，红卫兵把习仲勋带出工厂，推上卡车，带到西安去批斗。批斗后，又把习仲勋关入西北大学。从此，习仲勋每天都要被揪出去批斗。即使在挨斗时，习仲勋仍然不改共产党人本色，绝不说假话，绝不认为小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绝不承认自己是“反党”，更不为了减少自己的皮肉之苦而乱“咬”其他人。当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到处打砸抢，全国陷入动乱中时，习仲勋内心十分忧虑。他想，自己虽然处于被批斗地位，也要向党反映情况。向谁反映？习仲勋想到了毛泽东。一天，他被批斗后，在关押他的屋子里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信直接寄给毛泽东。他的这封信寄出后，虽然没有得到回复，但他也没有因此而被加重批斗。这说明，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还是参考的。如果这封信转到中央文革小组，习仲勋可能会被扣上更大的帽子，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糟糕。
在习仲勋处境困难时，毛泽东一直惦记着他。毛泽东一直想着习仲勋的功劳，记着他的才干。而周恩来则对于曾是自己得力助手的习仲勋更加关心。但康生和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是阴谋将习仲勋置于死地的，他们仍然不肯放过习仲勋，又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
毛泽东很关心习仲勋的处境，当周恩来向他提到习仲勋的处境和保护习仲勋的意见时，毛泽东表态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造反派和红卫兵无休止地揪斗习仲勋，还说，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才是执行毛主席爱护干部的政策。此时，由于长期被揪斗，习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地保护他，他很可能在被批斗中生命不保。习仲勋得知此事后，内心十分感动。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周恩来接到这封信后，报毛泽东同意，于1968年1月3日对习仲勋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从此，习仲勋的处境改善了许多，至少不会再受到揪斗了。他在这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安定的。他利用这种安定的条件抓紧时间读书，进一步积累了知识，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身体状况也逐渐好了起来。
1972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见习仲勋。他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一、我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习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早日见到他；二、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三、我们的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恩来报毛泽东同意后，很快对他们的要求作了批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习仲勋的家属终于见到了习仲勋。由于多年的分离，习仲勋和子女见面时竟然分不清他的孩子哪个是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齐心又要求会见了一次习仲勋，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习仲勋和家属每年都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习仲勋被解除监护，但他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于是，习仲勋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处理决定，下放到洛阳。这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跟他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还让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到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的两间房子里，夫妇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时光。
解除了监护，能够看书看报，又能远离政治风浪迭起的北京，习仲勋心情格外舒畅。在这里，更让他舒心的是，他能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他从群众中感受到了温暖，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因此，这段时间习仲勋特别爱和普通群众来往，交了很多基本群众朋友，什么冤屈、不平，只要和群众在一起，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每天和普通群众在一起谈天说地，成了习仲勋生活必须的内容。
如果有一天没有见到他那些工人、农民朋友，他就像有重要事情没有做一样不自在。同时，锻炼身体也是他这段时间的重要生活内容。他锻炼身体的主要方法就是走路。他每天早早起来，走到城郊，在那里的水库边上走，一走就是两个小时。这里空气好，又清静，还能和他的几个农民朋友说笑谈天，因此他乐此不疲，身体也逐渐恢复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远在洛阳的习仲勋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万分悲痛。习仲勋心中非常清楚，毛泽东对自己一直是有好感的，陷害自己的是康生等人。他为中国失去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而悲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习仲勋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当年4月，习仲勋便正式恢复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习仲勋平反的事情，也提到了中央的日程。
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习仲勋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恢复了工作的习仲勋，在工作中总是讲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讲我们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而《毛泽东著作》一直是习仲勋爱读的书。一直到晚年，他仍然经常读毛泽东的著作。他还经常回忆起在毛泽东培养下成长的事情。他曾满怀深情地写下了《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文中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深深的爱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