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老人报》2014年5月14日第A20版，作者：陈人康，金汕，陈义风，原题为《袁文才、王佐被冤杀内情》
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成功改编，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仅壮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收编杂牌武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可惜的是,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袁文才和王佐都被残忍地杀害了。
中共六大决定镇压土匪武装
据曾在井冈山中国工农革命军任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的陈士矩回忆说，当时党中央受共产国际影响很大，连党代会都没有在中国本土开。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共六大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9年秋季，一直在上海办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中央巡视大员在听了湘赣边界特委及一些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1930年1月，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陈士矩说，这个行动很秘密，他也是在袁文才、王佐死后才知道中央部署的行动的。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接到通知，要他们带着部队火速赶往永新县城，一方面参加边界特委会议，另一方面部队要升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24日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部分赤卫队，趁着夜幕将在永新城里等候改编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围个水泄不通。士兵们还在睡梦中就被缴了械，个别反抗者当即被击毙。
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被埋伏在屋外的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举枪射杀。王佐听到枪声从后窗跳出，在一片追杀声中慌不择路跃入一条河流，但在游到一半时溺水而死。
武装部队调转枪头
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不好，一来会造成我们共产党言而无信的形象，二来把我们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武装推到了敌人那边。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被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所震惊，遂率领部分士兵反抗突围，在死伤多人后终于逃出永新县城。
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全部投向正在与红军对峙的蒋介石军队。这支几天前还在同蒋介石军队浴血作战的农民赤卫军，立即调转枪口带着大批国民党正规军扑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他们熟悉地情民情，也通晓我军的作战方式，我军开始处处被动挨打。而且从此让我党在这一带背上了“过河拆桥”的名声。
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我作为井冈山的革命后代,几乎每年都受到当地的邀请和盛情接待,我也见到了袁文才、王佐的后代,这个错案影响了他们几代人。如果他们的祖父不被错杀，也是高级将领的后代，在北京或者某个大军区担任要职，即使牺牲也不至于身背恶名，过了很多年才平反昭雪。
他们对于指挥执行这次行动的彭德怀依然很有看法，认为彭德怀改变了他们几代人的命运,这可以理解。
宋任穷： 此事归罪于彭德怀不公平
宋任穷曾被派往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里做工作。他对于袁文才、王佐被杀害这件事，感到很痛心。他说，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当地贫苦农民出身，受到老百姓的拥护。1929年2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转移,坚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了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被调至军部，跟随毛委员和朱军长去赣南。这期间由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之后，“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硬说袁、王不服从领导,要“反水”打红军。袁文才在去赣南途中，听说党中央有指示，要杀原土匪首领，吓得他逃回了井冈山。袁逃跑是军纪所不容的，应受一定处分。但在1930年竟将袁、王杀害，是错误的。
宋老说到这里，特别提到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说，当时有人把错杀袁、王当成彭德怀的一大罪状，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决定杀害袁、王的是井冈山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彭的责任最多是偏听偏信，他和杀害袁、王没有关系。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已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他的《自述》。（陈人康 口述 金汕、陈义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