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军事改革派的思想之所以先进，固然因为思想观念超前，或者有理想和信仰，具有爱国爱军情怀，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是新体制或新旧体制转换中的受益者。像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人物，通过训练军队、购买武器、开办军事工业，使自己的势力得到极大扩张。这些内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晚清军事变革的规模、速度甚至整个面貌。
由于新旧军事体制的转换，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暂时受到损失。如果没有给这些人找到合适的出路，尤其是没有安置好那些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改革也不可能顺利向前推进。在清朝兵制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过程中，大量湘军、绿营士兵因被裁减后缺乏相应安置措施而流入社会，后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此，近代军事家蒋百里曾说：“无勇决之志者，不能开裁兵之先；无精密之智者，不能善裁兵之后也。”两者比较起来，有时后者更为重要。
同时，如果改革者得不到军事体制转型带来的实惠，军事变革也很难持续向前推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利益驱使，就没有持久的改革动力。
但是，一旦军事变革成为一个利益大蛋糕时，军事变革局面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分散性。
在晚清，由于改革派从本利益集团出发，相互拆台，各领域很难形成联合。无论是训练新式军队、创办陆海军学校，还是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都是各自为政。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不但不努力消除这些问题，有些时候还故意制造矛盾，以便于自己扶植一派牵制一派。
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去世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使之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清廷采用的这种“平衡”，严重影响了军事变革的顺利发展。
波及全国的洋务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中央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全盘的安排，致使晚清军事变革未能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取得应有的系统效应。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没有得到平衡兼顾，晚清军事变革未能突破“瓶颈” 在晚清，无论是洋务运动期间还是“新政”阶段，军事改革的参与者往往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在军事变革过程中，从慈禧太后到许多封疆大吏，都“恨不得一夜之间打造出一直新式的八旗部队”。但是，当军事变革的方案涉及到自己时，这些人往往变得犹豫不决，甚至转化为变革的否定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任何一场军事变革需要突破的“瓶颈”问题。
马克思关于利益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
现在很多人引用马克思这段话的时候，断章取义，只引用前半部分，不引用后半部分。马克思的本意是：一个人为利益而奋斗是没有错的，但关键在于利益不仅有个人利益，还应有集体利益，应该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起来。
因此，一场军事变革的兴衰成败，不仅在于军事变革的参与者是否有魄力挑战保守派的利益，有智慧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还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进而营造出一种个人利益服从军队利益、国家利益的时代氛围。
总之，军事变革中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不足为奇，古今中外都存在这个“瓶颈”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既能打破旧体制，又能避免社会震荡；既能防止利益不均衡，又能防止改革不集中；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军队利益，又能照顾到个人利益，等等。只有突破这些困局，军事变革才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