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矛盾
唐宋以后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社会相对稳定，而且江南的开发进一步持续，这为生活资料的不断积累创造了条件，在社会总供给量不断增加的推动下，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到宋朝时人口总数跃上了1亿的新梯级。
在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的情况下，养活1亿人并非易事，除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水稻等新品种作物的进一步推广外，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尤其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功不可没。据《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南宋时今江西省辖区内的人口达到了1025万，而同期河北省仅为466万，江南地区后来居上。
1亿的人口梯级一直保持到清初，抛开其间因王朝更迭而出现的暂时人口下降外，人口总数基本上又稳定了数百年，人口增长出现新的停顿，意味着生活资料供给又出现了新的瓶颈。
在此之前一直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并非唯一构成，自然经济条件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所谓“生活资料”，也并非吃饱穿暖那么简单。宋、明之间人口出现了新的徘徊，与经济结构矛盾不无关系。这是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变，意味着供需矛盾出现了新变化，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消费变化更能说明问题。
明朝中期开始，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一些原本只有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从饮食消费看，一部分富裕家庭开始讲究起来；从服饰消费看，人们逐渐突破了原有的服饰制度，富裕人家竞尚奢华；从住房消费看，不仅房舍等第之分不断被突破，而且在江南又兴起了“园林热”，由士人带动、富商跟进，私家园林被大量修建。除此之外，还兴起了“旅游热”，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样喜欢自然山水的画家。
这种“消费升级”现象是之前历代所没有的，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不无关联。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工业革命，传统农业已退出经济的主导地位，手工业、服务业快速发展，这种现象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
但是，中国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却没能跟上这个潮流，由于经济政策的保守和失误，明朝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总体是失败的，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了国家经济90%以上的份额，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升，整个明朝200多年间GDP增速平均不到0.3%，不仅经济总供给量不足，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
历史有巧合，但更多情况下是必然。政治的好坏、战争的胜负以及关键历史人物的出现固然可以影响王朝更替的频次和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把时间的维度拉长到百年、千年以上，就可看出一些更为宏观的规律来。
从数千年中国人口增长的几次梯级变化可以看出，真正起制约作用的还是经济因素，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又不可能永远按照一个速度持续向前，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取得一次突破后又会遇到新的瓶颈，形成新的“供给约束”，这大概才是左右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
新的“供给约束”既有量的一面，也有质的一面，当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生存需要时，影响人口增长的“生活资料”便出现了新的内涵。改善供给既要重量也要重质，这使突破“供给约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每一次梯级性突破都会迎来数百年持续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