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的世界大势看，为了扩充资本主义更广阔的市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并不会因为有一个善意的中国钦差大臣，而使结局发生改变。
然而，面对一场让国家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战争，作为当事人的林则徐毕竟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很简单：对敌情的严重误判。
事实上，当虎门上空鸦片销焚的浓烟刚刚散去，大清上下以为首战告捷，正欢呼雀跃时，战争的恶魔已悄然潜至了！
1839年10月1日，虎门销烟发生仅四个月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醉心强权主义并历来主张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炮舰政策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接连发号施令，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国海军踏上征程。甚至当英国下院的议员们还在为是否出兵磨嘴皮子时，英军的舰船和部队已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为海军统帅及全权代表，前往中国兴师问罪。这位懿律，便是被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击败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的堂弟。弟弟代哥哥报一箭之仇，可以想见他的心情会多么迫切坚决。
然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不但丝毫没有觉察，反而一如既往地以天朝的自信，对远隔重洋的“英夷”充满了轻蔑不屑。他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私自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他们的行动肯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
在真正和英国人翻脸以前，林则徐对形势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评估判断。1839年5月1日，正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林则徐是这样向道光皇帝汇报形势的：从我到广东后观察到的情况看，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正因我大清总是担心轻启边衅，才导致养痈遗患，日积月深。接着他为皇帝分析道，首先，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其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其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据此，林则徐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
至此，林则徐再也没有对英国人可能发动战争作进一步关注分析。他虽然还不时向皇帝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这是英国人的“恫吓”，并坚信“谅亦无所施其伎俩”。直到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到四艘，林则徐仍在奏折上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他竟然把一次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争，当作司空见惯的武装走私，并信誓旦旦对道光皇帝说，正如圣上英明的预见，谅英国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十天，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而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英军已占领舟山十二天了！
战争来到了，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的警报，反而在一片风平浪静中提供了麻痹大意的相反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对敌人在战略上先输一筹了，那么在战术上又如何呢？
面对从未交过手的英国人，林则徐在1839年9月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1840年8月，林则徐听到定海沦陷后，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并鼓动说，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只有任人宰割。
正是基于过分的自负和偏见，林则徐大大低估了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一举攻陷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林则徐还认为洋人嗜好吃牛羊肉，若无从大清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就都会消化不良而死。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为此，他亲自写了一份准备递交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文书，颇为自信地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他以此发出警告，想迫使英国人遵纪守法，回到正轨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