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或许正是这样的观察使得宋美龄在日后的婚姻选择中有了更加务实的决定，她不是能够含辛茹苦地奋斗的人，她追求的是浮华世界中最顶端的生活。
在同一封信里，她津津乐道地写道：“我记得，那时我们三四个小女孩在一起，谁要是用一个5分镍币去买来乳酪饼干或大棒糖请别人一起吃，我们就认为是难得的乐事了。这些糖果就摆在亨特先生的玻璃橱窗里，让人看了馋涎欲滴。尽管那时候玻璃橱窗里除了陈列那些诱人的商品以外，还在同样显眼的位置放着满是斑斑点点的粘蝇纸，可我们不大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也不在乎这些东西。然而，我还是一直活到今天，能向你们讲述那段往事。”
去采集榛子，坐在房子旁边两棵树之间的一张木凳上读书，这些都让她记忆犹新。事实上，在美国时期的西式教育奠定了她一生西化的风气。一位好奇的同学有一次鼓起勇气，睁着大眼睛问她：“美龄，你真的是中国人吗？啊，你说的是道地的美国话啊！”宋美龄笑着回答说，她唯一跟中国沾上边的就是她的脸孔。她后来也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其中被引述最多的是：“我唯一跟东方沾上边的就是我的脸孔。”
这话不一定正确，后世人们总能发现她身上的东方气质，包括那些令西方人感到不安的品质。事实上，就像她同时代的人一样，宋美龄也是东西方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