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与鸽派之争
强国梦最终落在发展经济
检讨战争时，由党争而派生的鹰派与鸽派之争纷起，苏轼曾就熙宁战役留下了著名的时事评论：“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沈起、刘彝闻而效之(指王韶、章等)，结怨安南”，“安南之役，(沈)起实造端，而(刘)彝继之”。就是说王安石这个人，一直想在边疆问题上立功，一些人就效仿他，结果就跟交趾结了仇，这场战争，就是沈起他们挑起的事端。这怨气满满的评论，将矛头全部指向了改革派。
王安石
由于宋军强大的防御力与薄弱的攻击力，导致大国边境始终处于整体和平、局部骚乱不断的状态。宋神宗对宋朝多年的内外之弊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宋朝自建朝以来，一直为收复失地而战，几乎无果而终。而王安石本人也有此见识,臣二人在共同目睹北宋朝野内外苟且偷安的颓败局面后，都有了富国强兵的共同理想。
宋神宗
宋神宗对保守派是什么态度呢？宋神宗深知“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 亦无补于事。”也就是说，道德与功名都很重要。所以，他对以元老大臣为主干的保守派空言道德而在政治上苟且无为并不欣赏。他曾对富弼不虑国事，“唯知求去”表示过极大的不满，还当面指责司马光“专循虚名。”但在宋神宗的内心深处，真正被倚为社援之臣的，不只有王安石，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吕公着这批人。因此，他对保守派提出的种种要求也是最大限度的满足。变法期间，宋神宗只是闲置了一些与新党新法誓不两立的强硬分子，且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重要部门中，只要自己愿意，保守派官员仍可安然无恙地在统治集团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司马光他们始终不放弃对王安石变法进行阻挠。
宋神宗为何对保守派有感情？至少有两方面因素：作为旧党集团核心的保守派官员多参与了拥立英宗、神宗的活动，即有所谓“定策之功”；保守派大臣先后拥立英宗、神宗，体现了保守派大臣对赵宋统治的忠诚，当然也体现了对英宗、神宗的忠诚，但反过来看，英宗、神宗则也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
宋神宗即位后想要变法图治，他虽看到了保守派大臣目光短线、苟且偷安的政治特点，但又不能不考虑到这批保守派宫员在宋廷内部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各种关系，而加以借重。最重要的是，宋神宗清楚地看到，这批人虽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他们是绝不会对皇权的绝对权威造成任何直接危害的。
熙宁战争是宋朝第二次正式同交趾作战，依然没有取胜，宋的国际威望下降。这促使宋朝君臣重新思考对交趾的根本之策。如张方平所说，熙宁战争可为痛心，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考虑将来的长久之策。而他所说的长久之策就是按照宋太祖的意思，对待交趾这样的地方，以外蕃对待之，考虑长远的防御为主。这时候还得按祖宗家法办，别再想什么统一交趾的事儿了。从以后的事实来看，这确实成为熙宁战争以后宋朝对交趾的基本政策。
取而代之的，宋朝对交趾政策逐步转向以经济贸易为中心。政和五年(1115)宋朝令燕锳等措置与交趾开禁通商事宜。到了南宋时，对交趾政策依然沿着熙宁战后的政策继续发展，最终于淳熙元年给交趾册封了国号，双方的贸易也有了更大发展。
熙宁元宝
国际局势方面，熙宁战争也改变了宋朝、交趾、占城三国关系格局,交趾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宋朝的大国形象受到了影响。熙宁战争以前，宋朝将收复交趾作为战略目标，积极优待占城，以占城牵制交趾。宋朝作为特例给占城回赐兵器鞍马,其他国家听说了，不敢得罪占城。而熙宁战争以后，占城与交趾的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交趾进一步加强了对占城的控制。宋仁宗朝以前占城共入贡宋朝34次，入贡交趾仅2次。宋仁宗朝至熙宁战争结束,占城向交趾朝贡显著增长。此时期向宋朝和交趾朝贡各为13次。等到熙宁战争结束直至北宋灭亡，占城转而主要朝贡交趾，朝贡宋朝8次，朝贡交趾31次。占城国王甚至主动请求交趾册封，交趾册封其为“占城王”。
与此相应，占城对宋朝不仅朝贡日益减少，还敢于公开与宋朝发生冲突了。淳熙二年，宋朝拒绝占城在海南买马，双方发生了宋初以来的第一次冲突，淳熙三年宋朝又拒绝占城到海南通商。此后占城基本上断绝了对宋朝的朝贡。这也说明熙宁战争以后交趾在东南亚半岛地区的强国地位更加巩固。
熙宁战争根本不是奥巴马所说的大国欺负小国，而是小国在欺侮大国，没有看到当年某小国对地区国际格局的破坏和主动挑起战争，白宫大秘该读读宋史。
（资料来源：《宋史》《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太平治迹统类》《范太史集》、黄纯艳《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罗家祥《宋神宗与熙丰时期的朋党之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