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韩国上映的“慰安妇”题材电影《鬼乡》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黄永远，原题：“慰安妇”问题在韩国：冲破谎言与权力交易的牢笼，节选
正如二战时期日军强征“慰安妇”的行为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性犯罪一样，“慰安妇”问题的解决从一开始也注定是要走国际化路线的。尤其是日本政府屡次否认日本的国家责任，韩国方面向日本提起的“慰安妇”相关诉讼总是被否决或败诉，因此，韩方很早就有意识地推进这一问题的国际化。“挺对协”成立不久后就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国际机构控诉日本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并与各国的相应组织开展广泛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慰安妇”问题上，“挺对协”与北朝鲜的“从军‘慰安妇’和太平洋战争被害者赔偿对策委员会”也进行了积极联手合作。同时，韩国方面灵活运用北美、欧洲等地的侨胞力量，加深欧美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21世纪初期，欧美多个国家的议会都通过了关于敦促日本政府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决议。这可以说是“慰安妇”问题国际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慰问妇”的产生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所致，但是战后70余年“慰安妇”问题的悬而未决，牵涉的却是更多的主体。其中，1951年在美国主导下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可以说很难摆脱干系。韩国因为在二战时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战后并未被列入战胜国之列，而且因为南北分裂的问题，在《旧金山和约》签订时，与中国一样被排除在签字国之外。《旧金山和约》没有解决朝韩两国和日本之间的求偿权和财产问题，而是让这些国家之间另外再行协商。正因为这样，才有了1951～1965年长达14年的韩日间的7次协商和1965年最终签订的《韩日协定》。并且，目前韩国学界认为该条约的很大一个问题还在于没有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本身进行惩罚，这也是导致韩国“慰安妇”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等列强本身就是殖民活动的老手，这些国家当然不会在意殖民行为本身。
殖民地的经历，使得以“挺对协”为中心所开展的韩国的“慰安妇”运动带上了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中日韩三国都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国，但是各国的情况却不尽相同。首先，日本的“慰安妇”中很多是妓女，这与贫穷的花季少女被骗去当“慰安妇”的韩国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其次，中国当时是占领地，相比上述的两种情况，更多的其实是被强奸的女性。在中国以刀枪等武力硬逼女性屈从的“广义的强制”，和殖民地依托行政权力、通过就业欺诈的形式进行征集的“狭义的强制”是不同的。此外，三国的“慰安妇”之间的确存在等级划分，当时“慰安所”的接客收费标准就规定：日本女人最高，朝鲜女人其次，中国女人最低。因此，韩方认为，韩国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差别、贫困、父权家长制、阶级等问题交织的产物。而为了凸显韩国“慰安妇”的特征，以及争取韩国社会内部更多的支持，韩国的“慰安妇”运动界塑造的是“纯洁的民族之女”、“被拐走的花季少女”等形象。她们被夺去的青春和贞操，被意化为近代韩国的主权被日本蹂躏的象征。
但是，韩方所塑造的这一形象，却遭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相关组织的质疑和诟病。在国际上，日军“慰安妇”制度更多的是在战时性暴力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等框架下加以讨论，而韩国总是强调殖民地经历的特殊性，这时常成为引发争论的导火索。尤其是女权主义者经常批判这是男性本位的民族主义宰制韩国“慰安妇”运动的表现，认为对贞洁少女形象的过于强调，到头来只不过是在为父权家长制背书而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女性学专家山下英爱因为不满“挺对协”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毅然断绝了和“挺对协”的合作。不过，面对外界的批判，“挺对协”自身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挺对协”认为韩国的“慰安妇”运动坚持强调殖民地的特殊经历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主义的泛滥；同时，外界所批判的“民族主义”策略是出于争取韩国大众支持的现实性需要。反思之余，“挺对协”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国际上尽量淡化所谓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多的在维护女权、人权、世界和平的旗帜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