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最后，中央仍然警告闽粤两省士子“倘嗣后仍延乡音教书之师，不肯学习官音，则三年之后，师生皆停考试，以示明罚”。但仅仅一年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决议，在这次新的决议里，不仅再一次承认官话运动徒劳无功，“通晓官话者寥寥无几”，更下令将原先从邻省派送教习官话的教职全部撤回。甚至连最终期限也被彻底取消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不必勒定年限，以俟从容之化”。
到1777年乾隆皇帝接见陈汝捷时，昔日轰轰烈烈的官话运动已经成为了一场遥远的记忆，那些少数仍然试图收拾这场失败运动残片、打算重整旗鼓的人，也在皇帝严厉的命令下被迫罢手。就在皇帝为陈汝捷糟糕的官话忧虑的两年前，一位叫汪新的福建学政上奏皇帝，希望恢复官话运动时每年对福建士子的官话考核，但皇帝在他奏折上的批示只是冷冷的“所奏毋庸议”。
而在民间，学说官话则成为了一个笑话，在乾隆年间流行甚广的笑话书《笑林广记》里，专门收录了一则官话的笑话，兄弟二人学了一二官话后，便在父亲面前故意炫耀，当父亲问弟弟哥哥去哪儿时，弟弟用官话回答说：“撒屎”，而这句话在土语里听起来像是“杀死”，结果让父亲大为悲恸，直到其兄回来，方才转悲为怒，小儿子分辩自己是“我自打官话耳”。父亲则骂道：“这样官话，只好吓你亲爷罢了！”
官话运动留下的记忆大都只剩下笑声，而官方则试图忘记这场失败的运动。直到20世纪初，新的“国语运动”兴起，才让人多少想起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失败运动。但这场国语运动和之前由皇帝的一条旨意引发的官话运动完全不同，它并非由中央通过层层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推广，而是由民间兴起自下而上地逐渐扩散。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所思考的也不再是如何让皇帝能听懂臣民的语言，以便朝廷更好地统治；而是如何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通过统一的语言，让全国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
1912年，进入新的共和国的国民，拿起新的第四册国文课本的第一课看到的是：
“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哉？”（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