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主要的关隘就是函谷关，其大约在秦献公年间（公元前384-公元前362年）时设置在今天的豫西灵宝县，因“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函谷关坐落在关中通往中原的豫西通道上。《通典·州郡典七》载函谷关东至洛阳640里。由于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古时大兵团往来困难，故秦国经由豫西通道东进中原乃一捷径，当然反过来对企图攻入关中的东方诸侯联军来说也是如此。《史记》就记载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秦自关中出兵相救，仅用8日便穿过豫西通道，来到华阳（今河南密县）。
函谷关正是这条通道西段的咽喉要地，敌军无论从崤山南北哪条道路而来，都要经过这座关隘。关中与洛阳往来，必须经过函谷关，而正由于它曲折严峻，控制了函谷关，就相当于把握了战争胜利的关键。所以《读史方舆纪要》就认为：“洛阳西至新安，道路平旷。自新安西至潼关殆四百里，重凤叠阜，连绵不绝，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其间硖石及灵宝尤为险要，古之崤函在此，真所谓百二重关也。”
今日的函谷关故址，在宏农涧西畔的王垛村，西倚稠桑原。站在稠桑原顶放目四望，漫坡上农田梯层列布，几座村落相参其间，小路蜿曲，路边田头有三五树木摇曳点缀，完全可以通过千军万马，根本称不上险峻，当年又何以能设置一座雄关？
原因在于历史上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环境变化。特别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人口快速膨胀，对新辟农地的需求迫切，日常用材日增，于是黄河流域的森林地带很快缩小，甚至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此时京师（北京）需要的巨大建材已无法就近从黄河中游地区取得，必须派遣大量人力从四川及两湖地区采集。由于人类的破坏太过彻底，令森林自我更新的机能几乎丧失殆尽，使得如今黄河中游地区目之所及尽是连绵不断的秃山，不仅是现在函谷关故址如此，就是西到潼关的大道两旁，也同样无有再可称道的树林了。
但春秋战国时期的情景与之大不相同。《山海经·中次六经》就说：“夸父之山（在今灵宝县），其木多棕木冉，多竹箭。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荀子·强国篇》中称道崤山上的“桃林之塞”，“松柏之塞”（即函谷关），就是因树种而得名。秦汉时期，函谷关附近的松柏繁茂不减前代，为人称道。直到南北朝时，仍然是松柏荫蔽。因此，旧函谷关道路两侧“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函谷关道东自崤山，西至潼津，深险如函，号称天险，如《水经注》所说“车不得方轨，马不能并辔”。秦军若处于守势时，只需要封锁了这狭仄的路口，外面千纵有坚车千乘，精骑万匹，在函谷关前也难以展开兵力，逞其锋锐。
兵家必争之地
实际上，函谷关一带最初并不是秦国的土地。在春秋时期，崤山道（今陕县、渑池间）的险要在晋人掌握之中，这直接断绝了秦人逐鹿中原的希望。公元前627年春，秦穆公不纳百里奚和蹇叔劝谏，出兵车300乘，潜行远袭郑国（都今河南新郑市）。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刚愎自用的穆公不听，仍旧下令出兵，但因中途泄密，无功而返。四月，晋国果兴师于崤山设伏，令秦军全军覆没，只轮无还。秦穆公因崤陵之战丧败，东向发展受阻于兵强势盛的晋国，只能转旆向西，伐戎辟土，灭国十二，终究只能算是偏霸一隅，无法得志于中原。后世的顾栋高就说，“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兵者，以此故也”，可以说是颇有见地。
但晋国这个春秋超级大国却有着严重的内部问题。晋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晋国设置六卿，直接掌握并统率六军。六卿逐渐坐大，竟至架空了国君，“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特别是“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晋昭公去世后，“六卿强，公室卑”。晋顷公时，“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这样的晋国不仅无法对外扩张维护霸权，而只能与吴国在黄池之会上争些口舌，甚至迅速陷入了“六卿”之间的残酷内战，待到韩赵魏终于成为六卿混战最终胜利者时，晋国实际已经解体，国君虽仍在位，早已同虚设的一般。到公元前434年晋哀公死去，幽公即位的时候，国君只有绛和曲沃两城，反而要去朝见三家了。宋朝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把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三晋为诸侯这件事作为全书的开端。后人往往以此作为“三家分晋”的年代，其实当时三晋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了，虽然晋国在名义上一直存在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他只是魏的附庸而已。
正是趁着晋国自我解体的机会，秦国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取得了函谷关的天险，这座关隘的名字于公元前318年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上。从此这里成为关东诸侯们的噩梦。这样的地形令秦国占尽好处，秦国常常可以乘关外某国守备薄弱，有机可乘时骤然出兵攻击，而关外诸国几次组成合纵联盟进攻秦国时，秦军则退守函谷关，以逸待劳，使关外联军无可奈何，自然解体退兵，落得劳民伤财。就像贾谊在《过秦论》里所说，列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指函谷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