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君主究不欲高官要职合而为一，为免威柄之下移，常使高官无事可作，有同虚寄，故当职务重要之卑官地位增高而渐成高官之日，亦即其失职闲散渐成虚衔之时，前举尚书令侍中书令之属，由卑官而高官，由高官而虚衔，如出一辙。太师太傅太保在殷周初非最高之官，大学士在清世宗设军机房（即后之军机处）之后，虽未悉成虚衔，而重要事务移归军机，即在阁之大学士亦固已投闲置散。均可以此例通之。此前举高官变为虚衔之由来也。
政治制度虽常在变动之中，究不若实际政治变动之速，每有若干新的事务发生为旧官职守所无，而此新的事务最初每为临时的，又不值增设新官，故每于旧官之中遣人兼理。厥后所兼理之事务渐成为经常的，则势必于旧官之外命人专任，虽仍带旧官名义，实已为额外之官，其所带官名不过虚衔而已。终期以法律承认事实，以差遣为实官，于是旧官之外，复增新官。如前举总督巡抚总兵道员及出使大臣等之变为实官，均循此例。巡抚之名起于明太祖时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成祖永乐十九年复遣尚书骞义等廿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是巡抚尚为临时差遣，任此差者其本官亦尚非虚衔。更后巡抚成常差，例以都?史或佥都?史充之，事实上都察院中并无如是多之员缺，任抚差者，罢差之后，鲜能返院，是其差遣不啻即其本官矣。总督之设始于明景泰初，本亦非常差旋设旋罢，任此差者，或为尚书侍郎或为都御史，要皆各有本官，厥后督差经常设置，任差者之本官亦遂成虚衔，胥属因任差而加，罢差即连带失去，非任差之前即为此官，罢差之后犹为此官也。明初总兵官亦非常设，有事始遣人充之，事已则罢。稍后例设总兵官镇守各地，遂成常差，其所带本官之成为虚衔与总督巡抚同，总兵官下之副总兵等亦同其例，清代之改总督巡抚总兵等为实官，即系以法律承认事实也。清廷之遣驻使，非出本愿，故其始但命他官充之，未设专官。庚子乱后，依辛丑和约之规定，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尚书侍郎以下各官，前此之大臣章京等悉罢，而驻外各使仍为差遣，延至七年后始改为实官，其无诚意与各国交亲，于此可见，而终不能不改，事实使之然也。其宋代知府知州知县之制较为不同，本有府尹刺史县令诸官，乃遣他官代治其事，使此诸官成为虚设，此实以他官夺此官之职，非因有新的事务而差人理之也。厥后出知者所带本官，事实上皆为虚衔，则此诸差势非变为实官不可。明代遥承宋制而不仍其差遣之旧，知府知州知县均为实官，可谓善于因袭矣。此前举差遣变为实官之由来也。
实官变为虚衔之由来，前于举例时已略述及，兹请更略论君主以他官干预此官之事而使此官变为虚衔之用心。盖居其官而无其职，则事权不属，居其职而非其官，则名义不正。或事权不属，或名义不正，则均不足以犯上而作乱。此宋初君主所以宁使官制凌乱而不加以改正也。神宗锐意改制，似不明其祖宗之微旨，然其时宋室政权已极巩固，亦不必惟事消极防范矣。至前举高官变为虚衔，本可包于实官变为虚衔之内，惟高官之变为虚衔，主因由于官高故另释于前，兹不再赘述。
佐官变为正官，正官变为虚衔，性质与卑官变为高官，高官变为虚衔相同。正官之地位较高，君主不欲其位高而职重，故使佐官行正官之事。佐官行正官之事，事实上为正官，终则名义上亦为正官。正官无事可作，其成为虚衔，又乃必然之势，前举之例均可如是解释。元常以太子兼中书令，是并较崇之虚衔亦罕予臣下矣。
中朝官变为外朝官，由中朝官干预外朝之事，中央官变为地方官，由中央官干预地方之事。君主欲集权于个人，故使中朝官干预外朝之事，欲集权于中央，故使中央官干预地方之事。干预既久，则事实上取外朝官或地方官之地位而代之，终则名义上亦成为外朝官或地方官。君主集权于中央，亦即集权于个人，要皆为其一己之私。而使朝廷大臣屈服于宫廷私人之下，地方大吏屈服于中央特派员之下，徒损朝政之尊严，加地方以压力，公正大臣，贤明有司，均不克行其志而展其才，此于国于民均不利也。故西汉自武帝以侍中或大将军预外廷之事，丞相御使大夫即鲜以贤能著称者，有之若王嘉萧望之则均不得其死。东汉三公，职既不若尚书之要，复受大将军之压迫，袁君山之流涕，非徒然矣。明初循吏辈出，而自抚按之遣成为常制，即循良日少，彼为地方官者谨事抚按之不暇，尚何能为小民造福？及干预地方事务之中央官变为地方官，地方官之阶层亦随而增多，此更有弊而无利。盖地方官阶层既多，不仅小民疾苦难以上达天听，即阶层较卑之官欲向君主提供其意见亦殆不可能。明代知府尚得直接言事，至清代督抚之权日重，则即布按两司亦仅能例请圣安，君主所听取者惟督抚之意见，使阖省官吏胥仰督抚之鼻息，阿附钻营，无微不至，地方政治欲不坏其可得乎？私心之为害若此，诚可慨也。
长官本位变为机关本位亦由于君主之私心，盖变为机关本位，则为长官者因机关而存在，非机关因彼而存在，其崇隆实较杀，此亦于君主为有利。如汉曾有左右丞相，而汉之丞相因丞相而有丞相府，元则因有中书省而有丞相，丞相之名虽同，地位实有高下之别。为君主者究何所择，可从而知矣，惟由长官本位至机关本位，究为由人治而法治之表现，利于君亦利于国。以君主之私心致之，又不啻意外之收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