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应该承认，华人既是东南亚地区特殊的殖民等级制度的“受害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是这种殖民模式的“受益者”。在那个特定的殖民时代，东南亚地区华人群体的成功与繁盛是无法否认的。但这非但没有给华人自身带来更大的保障与权益，反而使他们遭受致命的威胁与打击。首先是欧洲殖民者的猜忌与敌视。人数最少的欧洲殖民者居于社会的最高等级，人数猛增的华人群体自然招致他们的担忧。“欧洲人在经济上依赖华人，但在文化上对其一无所知，因此不能不产生巨大的恐惧感，再加上欧洲人一直对华人课以重税，任意敲诈，因经也可能一直惧怕会遭遇报复。”（58页）其次，对生活在最下层的当地土著居民而言，政治权益为西方殖民者篡夺，而在经济权益上又受到华人群体的挤压与争夺，也势必从内心深处厌恶华人、仇视华人。而广大华侨事实上是缺乏政治权益与强力保护的“弱者”，面对两方面的“夹击”，悲剧就无法避免地发生了。最终，华人沦为旧殖民时期东南亚社会矛盾的宣泄对象。“屠华”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接二连三地上演了。如1740年（清乾隆五年），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雅加答（又名巴达维亚）制造屠华惨案，合计有一万余人遇难，时称“红河事件”或“红溪惨案”。
然而，即使是在旧的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广大海外华人所遭遇的悲剧与苦难也并没有停息。在近代争取民族解放及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广大华人又陷入更为动荡不安的政治漩涡，由此遭受了更大的灭顶之灾。这种可怕的政治漩涡源自多重驱动因素。首先，广大华人在经历无数苦难之后，逐渐醒悟到自身悲惨的境遇主要出于缺乏祖国的政治保护，因此，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支援国内的政治革命，甚至有不少华侨重返国内参加革命。然而，新的矛盾与冲突又由此而出现。“东南亚的任何一个统治政权，无论英国、荷兰、法国、美国或泰国，都无法容忍其统治领域内的华人少数族群去听命于一个境外的政权。”（275页）其次，在驱赶走西方殖民者之后，为了争取更多的民族自尊与经济自主权，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者又将广大的华人列为攻击的对象。在此，孔飞力强调：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东南亚民族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建设，都伴随着对华人的歧视与打击迫害。“正是在殖民主义的长期影响之下，形成了海外华人长期生活于其中的那样一个‘他者’社会。”（293页）
这种由殖民主义遗毒及民族主义情绪扭结而成的社会矛盾，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很容易出现失控，从而上演新的惨剧。如印度尼西亚于1965年再次爆发迫害华人惨案，这也是有记载以来海外移民史上受害人数最多的一场惨案。孔飞力还指出，在“屠华”惨案之后，印尼官方更是强制推行排华法律与民族同化政策，“其目的旨在消灭华人作为一个特殊少数民族的特性”（312页）。尽管广大华人大多采取了顺服的态度，但是，梦魇并没有自此消散。1998年，我们又看到了大规模迫害华人事件的上演。
可以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海外华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益之争。否认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五百年来海外移民史的苦难历程，也无法理解今天海外华人的真实处境。海外华人史上的“华人惨案”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华人在政治上“不忠于”新家园。正如孔飞力所言：“当华商身居海外时，他们往往也不会与当地统治者争夺政治权力。反之，如同在祖籍地中国一样，他们向当地统治者俯首称臣，以换取某种信任……”（51页）然而，这种单方面的效忠与臣服，不可能改变不信任、敌视乃至仇视的族裔关系与矛盾。
“忍受苦难”=“奴隶”？！
中国海外移民史同样是世界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而笔者以为：孔飞力关于工业化浪潮下“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的全面论述，正是基于“全球视野”，其深度与广度，较之以往研究，无疑有着很大的进步，非常值得中国学者思考与借鉴。近代工业化革命促生了英国这样前所未有的殖民帝国，而殖民帝国的产生与发展，同时引发了传统殖民体制与中国海外移民模式的改变。其中，鸦片贸易对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影响十分强烈。“鸦片贸易的后果改变了中国向外移民的客观环境，并且重构了海外华人社会。随着欧洲列强进入亚洲，争夺市场、原料和劳动力，旧有殖民体制下形成的华人移民社会也在与之竞争中发生着变化。此时，在中国南方，由于外敌入侵而引发的社会动乱，则似乎为国际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104页）这就是所谓“苦力贸易”，或称“契约劳工”出现的世界历史大背景。
苦力贸易是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而这恰恰发生在中国“门户开放”之后。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海外移民的境遇，同外在的所谓“闭关”或“开放”的政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海禁政策”的终结，以及“门户开放”的实施，对广大海外移民而言，并非福音，而是带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五口通商”之后，华人出海的禁令被最终打破，但是，清朝保护海外移民法律的缺失，从而让西方殖民者获得了疯狂攫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机会。孔飞力对鸦片战争恶劣影响的评述，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道德良知与思想深度。“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向外移民具有双重影响。其一，西方人根据条约占有五大通商口岸之后（实际上开放的港口数量远远超过了条约的相关规定——原注），为其招募数以百万计的华工并将其运送出国，构建了合法的法律框架，并且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护卫下长期延续。其二，这场战争以及鸦片贸易严重扰乱了中国沿海省份的社会秩序。成千上万人生活无着，陷于贫困，他们为求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包括向外移民——原注）。因此，‘中国门户开放’不仅催生了雇佣劳工的机制，而且从社会上、经济上斩断了那些劳工的根基。”（107页）根据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谓的“根基”，包含了这些劳工摆脱被奴役身份并回归故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