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叶城是粟特地区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也是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时，就曾得到了胡人石槃陀的帮助。石槃陀其实就是一个粟特人，槃陀是粟特语仆人的意思。粟特人习惯于用“某某槃陀”起名，意思是“我是某某神的仆人”。宁夏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发现的粟特人史射勿墓志，称墓主人姓史、名射勿、字槃陀。实际上他的名字原本叫“射勿槃陀”，粟特人入华后须按照唐朝入籍的规定进行登记，于是将他的名字拆为两半，记作名射勿、字槃陀。石槃陀应该也是按照这种方式记录的粟特人姓名。玄奘到达高昌后，高昌王曲文泰想把玄奘留在当地，玄奘不肯，绝食以明心志。最终高昌王不仅答应让玄奘继续西行，更为他配备了二十余名手力、三十匹马以及大量的钱币、绫绢等物品。玄奘出高昌后，先向北行，绕了一大圈到达碎叶，拜见西突厥可汗。玄奘记载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表明这是丝绸之路上商人经商的所在，碎叶城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商贸。玄奘在得到西突厥可汗的保护之后，一路畅通行进到撒马尔罕，继而南下，经铁门关进入到吐火罗斯坦（今阿富汗一带），随后到达印度。
玄奘在战争状态下西行求法的事实，一方面表明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外交之路，更是商业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商人、僧侣的往来并不因为政治的因素而终止。正是因为有政治的对立，才有其他途径的传播。此外，走私和黑市贸易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交通。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并非真的是“通少断多”。传统的汉文史料对丝绸之路的记载并不完整，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虽然很多地方没有发现具体的资料，但我们可以根据其他资料进行合理的推断。荣新江强调说，人文学科不能完全科学化，我们的确要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有的材料，可以让我们说三分、甚至五分话。
651年，大食灭亡萨珊波斯，萨珊波斯国王菲鲁兹带着儿子到了长安。658年，唐朝灭亡了西突厥汗国，整个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地区都被纳入到唐朝的版图之内。679年，唐朝派裴行俭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回国，以攻打突厥叛乱首领为幌子，实际上在打下碎叶后，派了一支小分队将波斯王子送至吐火罗斯坦，继续抗击阿拉伯势力。之后，裴行俭回国，留下王方翼驻守。史载王方翼“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荣新江认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碎叶城景象，应该就是王方翼所筑碎叶城的样子。与此同时，唐朝也将在塔里木盆地北沿的焉耆镇废弃，将碎叶设为“安西四镇”之一，与龟兹、于阗、疏勒并列。碎叶刺史安车鼻施的姓名，还被记录在干陵六十一藩人石像上。碎叶曾出土一块唐代残碑，荣新江认为这块碑很有可能是裴行俭立碑纪功而还时所立的碑。在比什凯克斯拉夫大学博物馆所藏唐代造像碑，造像两边的线刻图与唐代长安大雁塔的线刻图都可以进行对比研究。该造像下方还有漫漶不清的汉字。
碎叶也是中亚地区景教东传的重要据点，城内的景教遗迹非常丰富。陈怀宇曾把吐鲁番地区的景教寺庙房址，与伦敦大学在阿拉伯半岛挖掘的一座景教房址、碎叶发现的景教房址做过对比研究，发现三个寺庙的基址图一模一样。这说明景教寺庙是严格按照寺规寺仪来进行规划建设的。
751年，中国与大食发生了怛逻斯之战，唐军溃败，《通典》的作者杜佑的侄子杜环被俘。之后他到阿拉伯世界游历，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个去麦加的中国人。肃宗宝应元年（762），杜环经海路回到广州。有趣的是，贞元元年（785）唐朝曾派一个名叫杨良瑶的人，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出使大食，意图联络大食夹击吐蕃。荣新江认为，杨良瑶到广州去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去找杜环，了解大食的相关情况。杜环《经行纪》虽然已经不存，但部分内容保存在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中。《通典·边防典》记载说，碎叶城是昔日交河公主所居住的地方，建有大云寺，杜环去的时候这座寺仍然存在。1979年，张广达考订碎叶城今址的时候，其中一条重要材料就是当地考古发现的一座佛寺遗址，中有弥勒像。众所周知，武则天利用《大云经》作为登基称帝的政治宣传品，颁令在天下各州建立大云寺，存放《大云经》。碎叶城虽是羁縻州，但也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政令，在当地建立了大云寺。而考古发现的大云寺基址，与杜环《经行纪》的记载完全吻合。
如今的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中心，国立考古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荣新江介绍了阿伏拉西卜（Afrasiab）博物馆大使厅所藏的一幅壁画。壁画西壁上半部分绘有披长发的突厥人形象，但最上部已经残损。法国学者格瑞内根据壁画题记和中国史籍的记载，将最上部复原为康国王，并认为这是658年康国附属于唐朝后所绘的壁画。西壁使者中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应是萨珊波斯的使者，他所穿衣服与《步辇图》中禄东赞身上穿着的衣服，同属于“波斯锦”。西壁右起第三位使者身着白袍，是来自撒马尔罕南边、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迭脑（Denau）城的一个名为支汗那（Chaghania）的小国派来的使者。他所说的话被绘图者用粟特文写在了袍子上：“当出自Unash家族的拂呼缦国王靠近这位特使时，特使开口说道：‘我是来自支汗那名叫Pukar-zate的大臣，我来撒马尔罕是为了替支汗那国王Turantash来拜访撒马尔罕的统治者，现在我满怀敬意站在撒马尔罕统治者的面前。至于您，国王啊，不要对我有任何怀疑，我很熟悉撒马尔罕的神灵以及撒马尔罕的名字，我不会给统治者带来任何伤害，国王啊，祝您健康快乐！’来自Unash家族的拂呼缦允许他离开。来自石国（Chach）的特使开口说（以下残缺）……”支汗那使者所说的话，与当地钱币上的铭文以及《新唐书》中所记康居都督府都督（同时也是康国王）的名字完全吻合，也说明格瑞内的复原较为合理。
西壁壁画最中间部分是唐朝的使者，绘有突厥侍卫的形象。按照阿拉伯波斯的制度，国王的贴身护卫既能充当翻译，也能以武力保护国王的安全。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曾与突厥颉利可汗结下“渭水之盟”。当时太宗与颉利可汗在便桥设盟时，护卫之人正是既能充当突厥语翻译又能作护卫的粟特人安元寿。壁画中的唐朝使者，手中拿着蚕茧、生丝以及织成的丝织品，表明丝绸是朝贡贸易的最重要象征物。同样的，在莫高窟第45窟胡商遇盗图中，放在强盗面前的物品，也是一捆一捆的丝绸。
壁画东壁绘有卫士和东北亚使者，其中戴羽毛的人物，在敦煌壁画《维摩经变》中也有提及，可能是高句丽人、靺鞨人或者渤海人。上部披发坐着的人是突厥使者，最左边的突厥使者拄着两根手杖，它的构图方法与形象与唐朝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胡人将领一致。日本学者影山悦子认为，这应该是当地用汉地的粉本，来绘制粟特宫殿中的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