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濒于毁灭的边缘，而战后的和平环境却保障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貌似爱国，实则祸国，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贼"；那些继承军国主义衣钵的新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也决不会给日本带来福音。教训在前，殷鉴不远，对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相信日本人民终会得出正确的鉴别和认知。
在经济领域，日本也应当把自己的眼光放远些，把胸怀放宽些，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绝不在中国，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态势要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寻求合作。借助中日合作的加强来复兴日本经济才是上策。只有将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放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当中来谋划，吸取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才有助于日本走出低谷。换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开放"连在一起。当今日本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亚洲，就是建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制， 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势所趋。
笔者也注意到，有的学者虽不同意马、时等人的观点，但认为形势变了，要与时俱进，日本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中国也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这里有一种误解需要澄清，所谓"新思维"指的不是新的战术和策略，而是新的战略性思考。从战略上看，中国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正确的，并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并不需要进行战略性的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这种不伦不类的 "新思维"貌似理智，实则糊涂，貌似公允，实则偏颇，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低劣。说白了，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原则立场，单方面、无条件对日让步。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这种论调根本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无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
二、对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对于中日关系，我们有一个近乎专用的名词，就是"一衣带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中日两国友好了两千多年，只是近一百年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还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愿望，就是"世世代代友好"。对此，本人曾经深以为然，十分赞成。但近些年来，由于出了一些事情，看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思考，觉得对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本质，应该 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把握。
（一）历史上 ，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始于唐朝，近百年间，侵略持续了七十年，其害罄竹难书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始于何时，并无准确记载。中国最早涉及日本的记事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据考证，"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则指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
后来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不虚，且说明倭人来过中国大陆。
中国人到日本的最早记载是传说中的"徐福东渡"，中日两国史家均认为徐福东渡确有其事，且认为徐福故里就在今天的江苏赣榆的后徐福村或在山东龙口一带。
比传说更有说服力的是实物。１７８４年，日本北九州志贺岛上出土的一枚金质印章上刻有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史家认为"委"应为"倭"，这枚金印印证了《后汉书》的记载：公元５７年，日本列岛上有一个叫倭奴国的统治者，派遣使者到中国京都洛阳朝见东汉王朝皇帝刘秀，汉光武帝刘秀授以紫色丝带的金印。当时的规矩是皇帝自用玉印红带，诸王和宰相用金印紫带，九卿用银印青带，再往下还有钢印黑带、木印黄带。汉光武帝以天子之尊授予倭奴国王金印紫带，给以诸王的规格，说明中国皇帝是十分重视倭奴国的。
５０年后，汉安帝即位时，倭奴国又派使节来"奉贡朝贺"。《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所谓"献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汉安帝献了一百六十个奴婢。
进入三国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三十多个小国，相互攻伐，最后共立实力较强的邪马台国女王为头领。三国时期，魏国地处中国北方，且较强盛。公元２３８年，邪码台女王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大夫来朝，魏明帝盛礼接见，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仿照汉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带，甚至还热情洋溢地亲复诏书于女王。据《魏志·倭人传》记载，从公元２３８年到公元２４７年的九年间，魏国与邪马台国的相互遣使达七次之多，形成中日通交的一个小高潮。其中邪马台国来使四次，魏国也曾三次派使前往日本列岛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当时的日本并无文字，因此《魏志·倭人传》成为记载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