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内反对派和著名政论家，吉拉斯以言获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中译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重印此书（16开“大字本”，“仅供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考”。据我所见，除了《新阶级》，吉拉斯至少还有两本著作译为中文：《铁托内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谈话》。这里先介绍后一本。
吉拉斯在罹祸前，是铁托很信任的“亲密战友”，也是南共“四巨头”之一。正因为这种特殊身份，吉拉斯在1944年、1945年和 1948年三次作为南共高级代表团成员（后两次与铁托一起）访问苏联，受到斯大林的“特别接见”。1961年吉拉斯出狱后，把他同斯大林三次会见的过程写成一本书《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中译本，司徒协译“供内部参考”），并在扉页题辞：“纪念安奈林・比万”──即那位写《代替恐惧》，宣扬社会民主主义的英国工党领袖。1962年4月，吉拉斯因出版《同斯大林的谈话》再次被捕，南斯拉夫法院以“泄漏机密”罪判处他五年徒刑，另追加第一次因“敌意宣传”判罪而尚未服完的刑期，共八年零八个月。因两本书而受刑十五年，可见强加“思想罪”之残暴。
1944年吉拉斯第一次访苏，正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转折阶段，他是怀着朝圣般的“狂喜”心情去的。但“阴暗的、忧郁的”莫斯科和苏联臃肿的行政机关、高不可攀的显要阶层给他留下很差的印象。有一天，苏联安全部门的特务把吉拉斯带到一处神秘的地方，像警察诘问那样要他提供党内情报和党领导人的情况，他知道这些人的职业是搜集材料以“在党内进行斗争”，就巧妙地回避了他们的问题。令吉拉斯感到震惊的是，战争期间，斯大林竟然还在军队中进行大清洗，许多高级将领被镇压。大敌当前，他们不能浴血沙场，却冤死于自己阵营内的大屠杀。而另一方面，被苏联当局视为“旧秩序残余”的教会，在战争爆发后，即“以其古老的和宗教上的爱国思想”号召人民共同抵抗德国侵略者，“在战争的苦难中，宗教复活了”。他们说：“我们甚至会靠正教来拯救俄国，如果那是不可避免的话。”吉拉斯认为，“斯大林直觉地知道，他的政府和他的社会制度是经受不住德国军队的打击的，
除非他依靠俄国人民民族精神的支持”；经过卫国战争，“已经证明苏联人民对祖国、对革命忠心耿耿，再也没有理由实行政治限制或者让一小撮领导人、特别让一个领袖去垄断思想意识了”。但斯大林不会放弃思想控制，“由于他的思想和方法、个人经历和历史遗产，他认为只有被他牢牢掌握的东西才是靠得住的，而他的警察所不能控制的任何人都是潜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