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这番话是胡适1948年在“行宪国大”期间讲的。何谓“行宪国大”？原来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1月25日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决定1947年 1月1日颁布，同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宪政”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在国际上树立“民主”形象，以争取更多的美援。1948年 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又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简称“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完成中华民国政府之组织”。会议期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滑稽剧，而胡适在其中扮演了他生命史上最不光彩的角色。
蒋介石让胡适当总统
1948年3 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胡适出席。30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但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下午3点，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
当天下午，胡适跟王世杰、周鲠生谈了3个多小时，仍没有自信。晚8时15分，王世杰前来听最后答覆，胡适终于表示接受，并补充说，蒋介石可以考虑更为适当的人选，如有阻力，可立即取消原议。他还说：“蒋总裁对我完全没有承诺的责任。”
王世杰把胡适的上述态度转告蒋介石。蒋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
然而，到了4月1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4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他又虚假地说，或者由他当总统，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认为蒋介石的态度非常诚恳，令他感动，当即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事后胡适得意地对曾担任他秘书的胡颂平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
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行宪国大”期间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方式。蒋介石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演说词，声明他绝不竞选总统，并提议由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个条件。据胡适当天日记记载，这五个条件是：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说，蒋介石在会上始终没有说出这位候选人的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说的就是胡适。
蒋介石为什么想把总统的交椅让给胡适呢？
根据当时宪法的第39条及第43条规定：“ 总统依法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及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依严重情况发布紧急命令后，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这就是说，总统行使权力必须受到立法院的约束，这当然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据王世杰1948年2月10日日记记载：“蒋先生往庐山休息。临行前蒋先生语岳军（指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张群），谓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在蒋先生考虑之中。”可见蒋介石需要的是不受宪法限制的充分权力，他假借不当总统来扩张总统的实权完全是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的预谋。
在4月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总统候选人的会议上，张群忠实贯彻了蒋介石庐山谈话的精神。他直言不讳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当天下午，中常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的建议，蒋介石于是欣然接受担任总统候选人。
4月5日午饭后，蒋介石让王世杰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全体会议的情况通报胡适。蒋说，如果他仍然拒绝为总统候选人，一定会有别人出来竞选总统，那结果必定很坏。这样，蒋介石就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原议。胡适顺水推舟，跟吴稚辉、于右任、张伯苓等200 余人联名提议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
不知是否跟被取消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关，胡适此后生了3天病。4月8日晚8时，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慰抚，除宋美龄之外没有其他客人。蒋特意向胡适致歉，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他虚情假意地说，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同年4月15日，由国大代表、东北元老莫德惠领衔，771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了一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明文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为紧急处置，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就是这个“临时条款”，赋予了蒋介石为所欲为的权力，他先后连任了5届“总统”，而台湾的“戒严”更长达40年。对这份“后果很严重”的提案，率先呼应的就是胡适。
4月19日，“行宪国大”进行国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作为蒋介石陪衬的总统竞选人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天出席代表2734名，蒋获2430票，得票率为88.9%；居正获269票，得票率为9.8%。这样蒋介石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位“总统”于1948年5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之后，只在中国大陆执政了8个月。面对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在美国政府也希望蒋介石下台，转而支持李宗仁的情况下，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只得于1949年1月 21日上午10时黯然“引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一度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除了出于“以退为进 ” 的谋略之外，还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美国为了称霸全球，一直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国民党于1946年召开的“制宪国大”就是在美国的竭力推动下召开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与，美国表示非常失望。美国政府既希望蒋介石按美国的自由民主模式制定宪法，也希望这位独裁者改革人事制度。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地增补非国民党员；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内部调整；三是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司徒雷登希望蒋介石按照美国的意图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大量吸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开明的无党派人士组成政治核心。在美国看来，胡适就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暗示：胡适是有利于拯救国民党颓势的总统人选。“行宪国大”召开期间，正值美国国会通过了以 4.63亿美元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援华法案”。蒋介石为了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不表面上应付一下美国。
胡适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危机深重，美国政府逐渐将希望寄托于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认为他们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认为曾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是“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者”，与对日本姑息迁就的蒋介石有所不同。1946年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报告，说“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而“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有了美国官方认可，李宗仁的底气倍增。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竞选意向。胡适很了解司徒雷登及美国驻华使馆的意图，立即于1月11日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
德邻先生：
前天看报上记的先生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意，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与此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
胡适敬上
三十七，一，十一早
收信后，李宗仁复信表示感谢，并动员胡适也参加“大总统竞选”：
适之先生：
接到来信，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 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敬祝大安
李宗仁 一月十四日
蒋介石让胡适当总统
1948年3 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胡适出席。30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但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下午3点，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
胡适
当天下午，胡适跟王世杰、周鲠生谈了3个多小时，仍没有自信。晚8时15分，王世杰前来听最后答覆，胡适终于表示接受，并补充说，蒋介石可以考虑更为适当的人选，如有阻力，可立即取消原议。他还说：“蒋总裁对我完全没有承诺的责任。”
王世杰把胡适的上述态度转告蒋介石。蒋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
然而，到了4月1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4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他又虚假地说，或者由他当总统，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认为蒋介石的态度非常诚恳，令他感动，当即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事后胡适得意地对曾担任他秘书的胡颂平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
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行宪国大”期间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方式。蒋介石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演说词，声明他绝不竞选总统，并提议由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个条件。据胡适当天日记记载，这五个条件是：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说，蒋介石在会上始终没有说出这位候选人的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说的就是胡适。
蒋介石为什么想把总统的交椅让给胡适呢？
根据当时宪法的第39条及第43条规定：“ 总统依法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及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依严重情况发布紧急命令后，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这就是说，总统行使权力必须受到立法院的约束，这当然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据王世杰1948年2月10日日记记载：“蒋先生往庐山休息。临行前蒋先生语岳军（指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张群），谓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在蒋先生考虑之中。”可见蒋介石需要的是不受宪法限制的充分权力，他假借不当总统来扩张总统的实权完全是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的预谋。
在4月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总统候选人的会议上，张群忠实贯彻了蒋介石庐山谈话的精神。他直言不讳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当天下午，中常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的建议，蒋介石于是欣然接受担任总统候选人。
4月5日午饭后，蒋介石让王世杰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全体会议的情况通报胡适。蒋说，如果他仍然拒绝为总统候选人，一定会有别人出来竞选总统，那结果必定很坏。这样，蒋介石就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原议。胡适顺水推舟，跟吴稚辉、于右任、张伯苓等200 余人联名提议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
不知是否跟被取消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关，胡适此后生了3天病。4月8日晚8时，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慰抚，除宋美龄之外没有其他客人。蒋特意向胡适致歉，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他虚情假意地说，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同年4月15日，由国大代表、东北元老莫德惠领衔，771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了一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明文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为紧急处置，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就是这个“临时条款”，赋予了蒋介石为所欲为的权力，他先后连任了5届“总统”，而台湾的“戒严”更长达40年。对这份“后果很严重”的提案，率先呼应的就是胡适。
4月19日，“行宪国大”进行国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作为蒋介石陪衬的总统竞选人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天出席代表2734名，蒋获2430票，得票率为88.9%；居正获269票，得票率为9.8%。这样蒋介石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位“总统”于1948年5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之后，只在中国大陆执政了8个月。面对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在美国政府也希望蒋介石下台，转而支持李宗仁的情况下，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只得于1949年1月 21日上午10时黯然“引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一度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除了出于“以退为进 ” 的谋略之外，还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美国为了称霸全球，一直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国民党于1946年召开的“制宪国大”就是在美国的竭力推动下召开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与，美国表示非常失望。美国政府既希望蒋介石按美国的自由民主模式制定宪法，也希望这位独裁者改革人事制度。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地增补非国民党员；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内部调整；三是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司徒雷登希望蒋介石按照美国的意图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大量吸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开明的无党派人士组成政治核心。在美国看来，胡适就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暗示：胡适是有利于拯救国民党颓势的总统人选。“行宪国大”召开期间，正值美国国会通过了以 4.63亿美元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援华法案”。蒋介石为了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不表面上应付一下美国。
胡适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危机深重，美国政府逐渐将希望寄托于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认为他们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认为曾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是“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者”，与对日本姑息迁就的蒋介石有所不同。1946年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报告，说“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而“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有了美国官方认可，李宗仁的底气倍增。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竞选意向。胡适很了解司徒雷登及美国驻华使馆的意图，立即于1月11日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
德邻先生：
前天看报上记的先生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意，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与此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
胡适敬上
三十七，一，十一早
收信后，李宗仁复信表示感谢，并动员胡适也参加“大总统竞选”：
适之先生：
接到来信，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 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敬祝大安
李宗仁 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