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蒋介石最不愿意李宗仁在政坛上得势。因为李是桂系首领，属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早在1927年，桂系就曾联合其他反蒋派系逼蒋介石下野。 1929年，又爆发了真枪实弹的蒋桂战争。1930年和1936年，桂系还先后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以及陈济棠共同反蒋。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桂系才貌合神离地皈依“蒋记中央”。所以，蒋介石口头上表示对李宗仁毫无成见，国民党员均可公开竞选，暗中却采用了多种手法，动员了多方面力量迫使李宗仁放弃竞选。蒋介石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让张群召集于右任、居正、程潜、吴忠信、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和李宗仁等人开会，由吴稚辉出面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宣布副总统竞选由国民党内部提名，以统一全党意志，避免党内磨擦。但李宗仁严词反对，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赞同李宗仁的意见。会议的决定，是由张群出面把不同观点反馈给蒋介石。接着，蒋介石亲自出马，逼李退选。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记录了蒋、李之间一场剑拔弩张的对话：
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先生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在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之后，蒋介石一方面召集黄埔系和CC系的心腹聚会，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恰如一把匕首插到他心中，要求效忠他的人帮他拔出这柄匕首；另一方面，蒋又派宋美龄出面劝孙科竞选副总统。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又是广东人，既有影响，又可从李宗仁手里争得部分西南地区的选票。孙科时任握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不愿争副总统的虚位，颇为犹豫。蒋只好亲自出马劝驾，不但允许他胜出之后仍兼立法院院长，而且承担其全部竞选费用。这样孙科就不再坚持了。此后，陆续参加副总统竞选的还有程潜、莫德惠、于右任、徐傅霖，一共6人。
4月23日，“行宪国大”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 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由于无人票数过半，后3名被淘汰，前3名进入第二轮选举。4月 24日再选，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945 票，程潜616票，又均未获半数票，未能通过。当天，蒋介石示意程潜退选，劝说其支持者将票投给孙科。同时，与会的粤籍将领率领大批代表捣毁了攻击孙科的南京《救国日报》。当晚，黄绍竑建议李宗仁采取“以退为进”策略自动退选；孙科、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
4月25日，程潜跟李宗仁采取同一步调，在南京各报发表弃选声明，并揭露国民党最高当局破坏民主，操纵选举，舆论一时大哗。孙科迫于压力，也只好于4月26日退出竞选。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为避免“行宪国大”的选举流产，只好派人动员李宗仁等人继续参选。当天，由蒋介石授意，大会主席团推举胡适、于斌、曾宝荪，陈启天、孙亚夫5人为代表，对李宗仁等3人进行劝慰。结果李宗仁表示：“放弃竞选系个人权利，而是否接受余之放弃系大会之权。”孙科表示“唯大会决定是从”。程潜表示：“对于副总统竞选事，已决定接受大会之解决办法，在不影响党的团结，不增加行宪困难，有利于诸选举人之谅解的大前提下，个人不再坚持己见。”
4月28日，胡适担任主席，第三次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当天与会代表共3045人，竞选者仍无人得票超过半数。程潜由于得票太少，依法退出。
4月29日上午9时，大会第四次选举副总统。蒋介石在官邸屏息静听电台直播选举情形。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击败了仅得1295票的孙科，成为第一届副总统。消息播出，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一脚踢翻了收音机，立即备车外出：先从官邸驶向中山陵，未入陵园即返回官邸；再开向陵园，又调头驶往汤山。
5月1日上午，胡适、于斌、周钟岳、吴稚辉作为大会代表，迎接总统、副总统莅会接受当选证书。黑幕重重、丑闻不断的“行宪国大”历时44天终于闭幕。当天，毛泽东在致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信中，宣布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仅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蒋介石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出任总统后，接下来的工作是组阁，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色行政院长的人选。对这一职位的争夺相对激烈。蒋介石最早相中的是张群，但5月21日立法委员投票时，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只好尴尬地辞职离开南京。何应钦知道这种结果有悖蒋介石的意愿，知难而退，于5月23日发表谈话，谢绝行政院长提名。5月24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提出“统（一）字第一号”咨文，送交立法院，提名前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字咏霓）任行政院院长，获立法院通过。胡适跟翁文灏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却不同意这一任命。他说：“总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翁上任后，面临国统区通货膨涨，物价狂涨（大米卖到了每斤36万元，玉米面每斤17万元），为了力挽颓局，翁文灏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用以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并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结果造成了新的通货膨胀，迫使他11月2日在立法院召开的质询会上承认币制改革失败。胡适的判断不幸而言中。当陶希圣把胡适对翁文灏的评价告诉蒋介石之后，蒋表示：“好了，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委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说完，蒋立即交代空军武官夏功权为陶希圣安排军用飞机，从南京飞往北平。陶希圣晚10点才抵达下榻的北京饭店，匆匆用餐后，又急速赶到东厂胡同的胡适寓所。不料胡适见他后即说：“你来的任务我已经知道了。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又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我如果做总统，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造成一部内阁制的宪法。”胡适还再三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蒋先生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于11月26日接任了行政院院长之职。
胡适成了“罪大恶极的帮凶”
应该说，胡适在这次“行宪国大”上的种种表现，相当滑稽而拙劣，玷污了他素以爱惜羽毛自诩的学者的清白。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什么反映呢？
首先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胡适的统战态度——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了1956 年。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上，提出“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的设想。1948年11月，有关领导部门曾指示北平地下党做胡适的工作，争取他能够留下。汪子嵩、王汉斌对此已提供了回忆。胡适通过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宣传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一笑置之，说：“他们会用我吗？”
另一方面，鉴于胡适于1948年12月16日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往南京，中共权威人士曾考虑是否将胡适列入战犯名单。据党史研究大家龚育之查证：1948 年12月25日，新华社宣布了43个头等战犯名单，其中并无胡适。但1949年1月20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贺淮海战役胜利电文中指出：“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可知中共中央至少已将胡适划入了“罪大恶极的帮凶”范畴。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电称：国统区人民讨论战犯名单时，许多学生和教授认为必须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到了后来，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毛泽东提到的“极少数人”中的第一个就是胡适。
如果站在政治斗争的立场，毛泽东的上述评价并不过分，因为胡适不仅在“行宪国大“上带头支持莫德惠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戡乱”，就是消灭共产党）；而且，1948年 12月16日他还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长谈，含泪进言，试图说服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他支持蒋介石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的立场，并表示自己“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胡适万万没有料想到，12年后，他也吃了“戡乱”条例的苦头。他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朋友被扣上了“涉嫌叛乱”的罪名，有的竟锒铛入狱。此为后话。（来源：《百年潮》 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