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至7月6日，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分局领导的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既然毛泽东对广东问题已经定了调子，叶剑英和方方如果再不检讨，就成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了。叶剑英在会议的开头和结尾都作了检讨。在6月30日的会上说：“分局领导是不明确的，主要方向迷失了，没有抓紧大量问题，没有依靠主要的力量；因之，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主要问题没有抓住，全局就输了。“在干部的使用上，两年多来，分局也是犯错误的。……特别严重的是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倾向。尽管分局提出了向大军学习，依靠大军，都遭到顽强抵抗。而分局领导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击破地方主义，反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纵容了地方主义的发展。”47在7月6日闭幕会为分局的错误承担了个人责任：“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48
叶剑英这个第一书记还非常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49。而在6月29日的会上却不得不用“主帅得人，将士用命”来赞扬陶铸这个新任的第四书记所主持广东土改工作：“今年4月会议后，两个多月来，所以能够超过原定计划，使土地改革局面焕然一新，士气高涨，群众拥护，既有斗争，又有队伍，原因就在于领导上方针明确，中心抓得紧，有实施计划的强烈意志，不是过去那样软弱、摇摆和模糊，从而使广大干部更加有信心有办法了。”“应归功于陶铸同志、赵紫阳同志的指挥得当。主帅得人，将士用命，这是获致胜利的基本原因。”50
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在7月6日闭幕会上作长篇发言，对第一书记叶剑英发起猛烈的批评。他说：
“中央所指出的‘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广东2800万农民的问题不能解决，广东的一切工作都不能做好，这是一个改变广东面貌的根本问题，而分局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分局在1951年4月以前，对土改一直没有下决心，没有确定方针。4月会议，李雪峰同志来了，帮助分局下了决心，交代了方针，但领导思想上尚未解决问题，方方同志就明显地表示不那么‘愉快’，同时，还有一些争论，关系也很微妙。因而运动一起，决心又软下来，方针又动摇起来。剑英同志去年‘七一’写的文章，对土改问题基本上是动摇的”。“我们的土改不能大踏步前进，像小脚婆姨一样地歪来歪去。这便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的具体表现。”
“这样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依靠大军搞土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早些时，邓华、赖传珠同志和地方关系就搞不好，剑英同志很难支配军队。我以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剑英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是高的；同时，又是军队的老前辈，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据我所知，邓、赖之所以有意见，恰恰是地方上不照顾军队，不依靠大军所致。方方同志对军队照顾不够，和陈赓、赖传珠同志均吵过架，和邓华同志关系也不好，致使军队对地方意见很深。”“方方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剑英同志对此决心不大。”“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地方应负主要责任。
“认为广东农民运动之所以犯错误，和中央、中南某一时期强调某一方面很有关系。我觉得更不对头。譬如：中南几个省份都在搞土改，都是接受中央、中南的指示，为什么广东却独自特别一点呢？”“林彪同志到武汉后，对中南新区工作的方针，作了英明的决定。中南局发布了“七一”指示，确定把城市接管下来之后，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农村，然后再搞城市。我们知道，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是体会最深的。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很牢，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并能真正从实际出发，以极负责的态度来执行中央指示，而华南分局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对此问题未获解决，是完全不应该的。”
“剑英同志没有直接领导过群众的阶级斗争，加上思想方法上易于从一般概念出发，缺乏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抓不住问题的本质。方方同志也是很老的干部，但也缺乏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叶、方两同志自己对土改既缺乏经验而又不能很好执行中央和中南的指示，特别在土改问题上对中南很不尊重，这就使得易犯错误与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得到改正。”
“关于责任问题。我认为从下决心，决定方针来说应由分局负责，亦即由剑英同志负主要责任。因为只要剑英同志下了决心，南下干部、大军干部都会动员起来。即使方方同志一人思想不通，问题也可以解决。”“当然，方方同志在土改问题上的右倾思想，以及包庇恶霸和发出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言论，其错误是特别严重的。加上他地方主义思想的作崇，对中南指示采取抗拒态度，作为个人来讲，方方同志所负的责任是很大的。”51
没有毛泽东等人的强有力的支持，陶铸是不可能对叶剑英进行狗血临头般毫不客气的清算式的批评的，。由于受到党内不公平的批评和过度劳累，会议结束不久，叶剑英出现心脏病症状，胸部疼痛，心律失常。中共中央得到叶剑英的病情报告后，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广东和华南分局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主持，即使叶剑英没有到北京病休，他也很难在广东立足了。试问第一书记在有128位主要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第四书记居高临下的批评，他还能开展工作吗？
陶铸的主持下，广东土改大幅度提速：至1952年秋收前全省完成了约11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加上夏收前完成的500万人口地区和1951年完成的46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全省共完成了约2100万人口的地区的土改。秋收后至1953年春耕前完成了约7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至此，全省2800万人口地区完成土改的历史任务。广东后期土改在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加温过急过速，导致过激过火的左倾失误。正如陶铸在1953年2月24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承认的，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不够，“搞的比较粗糙”，“团结面不够广，打击面过宽，”“死人多了些”。土改中，除地主阶级外，还有平均约占总户数7%的人受到不应有的或过重的打击。还错伤了一些在复杂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曾经在游击战争中支援过革命的开明士绅以及一些应该争取和团结的知识分子，有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还侵害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左倾失误尤其体现在华侨问题上。例如华侨的房屋“动的面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追余粮侵犯了侨汇甚至追到国外，划阶级时打击面超过应有的限度，将资本主义剥削当作封建主义剥削，等等，也如陶铸所说的，在土改中被打击的侨眷中“25%至30%是打对了，20%至25%是打击错了，50%则是打击重了”，“结果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52然而《文稿》和其他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都未见到有毛泽东对后期广东土改的批评指示和言论，这与前期广东土改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陶铸主持后期广东土改是充分肯定的。
叶剑英尽管宰相肚里好撑船，做了顾全大局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然而对于“告御状”和“打闷棍”还是记住的。他后来曾对古大存说：“土改问题，我是背着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还说过：“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我叶剑英。”53叶剑英也是很不服气的。在他所作的就土改问题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错误的自我批评中，就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既光明磊落又绵里藏针的话：“这些错误都是太阳底下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必掩饰，也不应掩饰。”54这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抗争。1954年夏天，叶剑英在青岛休养时又写下了五言律诗《青岛浴感》，用隐喻讽谏的手法表达自己在土改问题和地方主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意见——“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5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对他建国初期主政华南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还特别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56真是盖棺才能定论！改革开放以后，本文所涉及的广东土改侨房问题因大量资金陆续到位而解决了，广东土改整队中受到错误处分的一批干部得到改正了，方方的“地方主义”问题得到平反了，这些都是改正失误并从中汲取经验的例证。应该说，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包括考虑广东社会历史地理特殊情况的结果。还是那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403页。
2 、3、4、5、9、10、11、12、13、21、22、23《文稿》第1册第191页、第232页、第666页、第80页、第264页、第272-273页、第659页、第666页、第680页、第659页、第666页、第667页
6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上册，粤准印证[99]0138号1999年印第224页。
7、16、54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史料档案》下册，粤准印证[99]0138号1999年印第360页、第150页、第491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14《文稿》第1册第680页、《文稿》第2册第95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17黄焕秋1991年8月的回忆，引自刘子健《关于广东土改的几个问题——与杜润生同志商榷》，载《叶剑英研究》2001年第4期。
18张江明：《叶剑英纠正土改左倾与反地方主义》，载《叶剑英研究》1996年第3期。
19《文稿》第2册第95页。
20 吴南生：《关于揭阳等县的土改问题》，载《广东党史资料》第3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关相生：《忆陶铸，赞“松风”》载《笔祭陶铸》编辑组：《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并参阅陈欣德：《史墨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25《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8页。
26《陶铸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57页。 27《笔祭陶铸》第622页。
28、29、30、31、32、33、34、35、37、38《文稿》第2册第16页、第16-17页、第18页、第36-37页、第51页、第62页、第63页、第91页、第108页、第360页。
36《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第646-648页。
3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40、41、42、44《文稿》第3册第193页、第228页、第245页、第437页。
45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载《百年潮》1999年第10期。
46、47、48、49、53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印第114-115页、第119-120页、第118页、第118-119页、第123页。
50、51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粤准印证1534号1999年印第612页、第615-621页。
52廖承志：《在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3年1月，《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黄勋拔：《论广东的土地改革》，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55参阅范硕：《叶剑英诗词探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31页。另据范硕着《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188页说：“叶剑英在自己的诗里采取隐喻的手法，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讽涑‘刘亭长’式的人物。那么，这个当代的‘刘亭长’是谁呢？30年之后，当作者和另外几位同志为了编辑他的诗集，当面请教时，不料他竟毫不加思索地吐出了三个字‘毛主席’。当时在场听到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倒退在中国‘红海洋’时代，这不是犯了‘天条’吗？可是，他在50年代竟是这样写的！……幸亏这首诗当年没有公开发表，免遭一场横祸，否则叶剑英可能早就作彭德刚第二了呢！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六个年头，它终于脱箧而出，公然问世，诗人终于吐出郁闷在胸中数十年的不平之气。”
56《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