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纳粹德国通过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后，不但欧洲教会没有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欧洲各国政府也没有尽力救助被迫害的犹太人，以英国为首的英、法、美等国却关闭了犹太人移居的大门。
在欧洲长期受到各国压迫的犹太人的复国愿望无可厚非，然而客观现实是，当时的地球没有一块已知的可以让他们支配的土地。1917年的巴勒斯坦，99%的居民都是阿拉伯人。据说当时非洲的乌干达是一个选择，从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看，这其实是比巴勒斯坦好得多的选择。但英国人还是同意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要求。
当时的英国和犹太人的联系非常复杂，许多犹太人在英国生活，就连英国前首相迪斯累利也是犹太人。当贝尔福在1906年第一次见到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会长、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时，问他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议题是巴勒斯坦而不是别处。
魏茨曼回答：“贝尔福先生，这就像拿走您的伦敦，换成巴黎一样，您会同意吗？”贝尔福反驳说：“魏茨曼博士，可伦敦已经是我们的了。”魏茨曼回答：“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了。”
虽然魏茨曼本人甚至犹太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但按照这个逻辑，在曼哈顿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北美就是印第安人的了。不过贝尔福很喜欢魏茨曼，英国人“慷慨”地拿阿拉伯人的土地做了人情，将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地点，在巴勒斯坦安置了一颗让阿拉伯世界永远痛苦的钉子。
日后回顾这个举措，与其说是英国人的一个失误，不如说是英国人的政治预谋。
1917年的英国急于赢得“一战”的胜利。在对阿拉伯人许下了支持其战后独立的诺言后，英国人再次许诺，将巴勒斯坦这块他们尚未征服的土地给予犹太人。这一招，手段不可谓不狡猾。
犹太复国主义者需要一个家，英国人则需要一个苏伊士运河北方的海岸防卫点。早在1914年，土耳其军队就曾穿过巴勒斯坦进军苏伊士运河，对于英国来说，巴勒斯坦虽然狭窄，但对于苏伊士、埃及的安全利益实在太重要了。
犹太人的另一个可靠之处在于他们绝对不会站在英国的对手德国人那一边。最让英国政府满意的是，安置犹太移民所建立的新移民点全部由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在日益上涨的土地市场上，他们向心甘情愿的阿拉伯卖主（在最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不反对犹太人移民）购买土地，而不需要花费英国纳税人的一便士。
最初的情况看似不错。侯赛因·舍利夫领导阿拉伯人在战争中站在英国人一边；他的儿子费萨尔·埃米尔1919年1月在伦敦会见了魏茨曼，双方都认为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能改善阿拉伯居民的境况。而魏茨曼本人甚至曾身着阿拉伯服装和前者合影以示友好。
如此一来，英国人不费一文，既可以阻止他们内心不喜欢的犹太人进入到伦敦，又可以得到犹太人的感激，让全世界的犹太人在经济上支持协约国，离间同盟国政府及其治下的犹太群体。而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会在苏伊士运河北岸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安全据点，他们还会竭力将英国人统治下的中东这样一个落后的地区迅速建设得丰饶、文明（在看到繁荣发展的犹太人定居点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大为感动），还有什么政策比“贝尔福宣言”对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利益更有利？
以埃及和巴勒斯坦为核心的中东对英国的重要性，英国外交大臣麦克唐纳曾这样对内阁说明：“从防卫的观点看，我们既不能与帝国内的穆斯林也不能与近东的阿拉伯各王国对抗。这其中关键就在于通往印度的道路和石油。因此通往印度的道路必须保持畅通便于船只经过苏伊士运河，飞机可借道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并且确保各种陆上和海底电报的通畅。”